廬山一別，張與毛竟成永訣。
1960年春，張大病初愈，便寫信給毛希望給一點工作，不理。他找鄧小平，鄧說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又找劉少奇，劉說還是搞經濟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蘇關係。他就明白了，自己還不脫“裏通外國”的嫌疑。他去找管經濟的李富春，李大喜，說正缺你這樣的人，三天後卻又表示不敢使用。後來中組部讓他到經濟研究所去當一個特約研究員，他立即回家把書房裏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問題書籍一推而去，全部換成經濟學書刊，並開始重讀《資本論》。張聞天是中共“八大”以後的領導集體中唯一通讀過《資本論》的，而且讀有三四遍，研究經濟正是他的所愛。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後，全國形勢好不容易出現一個亮點，中央開始檢討1958年以來的失誤，毛、劉在會上都有自我批評。張很高興，在南方調查後向中央報送了《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沒想到這又被指為翻案風，立即被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一切文件的權利，送交專案組審查。毛說別人能平反，他和彭不能平。他不知道，對中央工作的缺點別人說得，而他卻是不能置一詞的。到“文革”一起，他這個曾經的總書記（前五朝的總書記當時僅存他一人了，陳、瞿、向、博都已不在世）又受到當年農民遊街鬥地主式的淩辱。他經常是早晨穿戴整齊，懷揣月票，擠上公共汽車，準時到指定地點去接受批鬥。下午，他的妻子劉英，一起從長征走過來的老戰友，門依黃昏，提心吊膽，盼他能平安回來。他有冠心病，在挨鬥時已不知幾次犯病，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過來。隻1968年七、八、九三個月就被批鬥十六七場。他還被強迫作偽證，以迫害忠良。遇有這種情況他都嚴詞拒絕，犧牲自己保護幹部。他以一個有罪之身為陳雲、陸定一等辯誣，特別是康生和“四人幫”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劉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時任總書記的身份一再為劉證明和辯護（盡管劉在廬山會議和七千人大會上是幫毛整他的）。士窮而節見，他已經窮到身被欺，名被辱，而命難保的程度，卻不變其節，不改其誌。他將列寧的一句話寫在台曆上，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