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原始人不是這樣嗎？我們有理由認為，作為他們自戀組織的現象之一，他們將自己的心理動作過高估計到一個離奇的程度。[180]因此，僅僅針對父親的那種敵視衝動，僅僅是那種殺父吞食的欲望幻想的存在，就足以導致形成了圖騰崇拜和塔布的道德反應。這樣，我們就沒有必要從一個令我們絕無好感的險惡罪行中，去推論出我們是那麽引以為豪的文化遺產的源泉。這樣也不會破壞橫貫古今的因果鏈，因為心理現實非常牢固，足以承受這一切後果。對此，人們可能會反對說，以社會為形式的從父權部落到兄弟氏族的轉變真的發生過。這是一個強有力的論點，但並非結論性的。這種轉變雖然也許是以一種比較平和的方式完成的，但依然能夠決定道德反應的出現。隻要原父施加的壓力仍能感覺得到，對他的敵視感便有理由存在，弟兄們要對自己的行為表示悔恨，也隻能有待日後了。如果就此進一步爭論，認為從與父親的矛盾關係中所派生的一切（塔布和獻祭禁忌）具有最深沉的嚴肅性和最完整的現實性特征，這種進一步的爭論便毫無價值可言。因為強迫性神經症患者的儀式和抑製顯示了這些相同特征，而且這些儀式和抑製不過是由心理現實（即由意向而非意向的執行）派生而已。我們絕不能從這個一切財富盡顯其物質價值的平凡世界中，將一種對僅僅是想象或欲求之物的輕蔑移植到原始人和神經症患者的那個一切財富盡在人們心靈深處的世界中去。
我們現在該拿定主意了，但這確實不太容易。不過，首先我們必須坦白地說，在別人看來似乎是根本性的那種差異在我們看來並不一定影響事物的核心。如果願望和衝動在原始人看來具有充分的事實價值的話，那就是我們應該多多理解和重視他們的態度，而不是根據我們的標準來矯正他們。因此，讓我們對神經症展開更為細致的檢查，因為正是與這種病症的比較導致了我們目前的這一疑慮。不太準確地說，強迫性神經症患者在過分的道德包袱的重壓下，隻是在防禦心理的現實，並且因僅僅是感覺到了某些衝動而自我懲罰。曆史的現實在此也占有一席之地。早在孩提時代，他們就有了這些邪惡的衝動，純粹而又簡單，並且在童年尚欠陽剛之氣的情況下，盡可能將這些衝動轉化成動作。這些過分貞潔的人們中的每一個人早在嬰兒時代便都經曆了一個邪惡時期，即倒錯（perversion）階段。這一階段成了後來極度道德時期的先驅和先決條件。如果我們假設在前一種情況下，心理的現實（至於它的結構形式，我們不加懷疑）一開始就與事實的現實相符，原始人也真的是幹了他們想幹的一切，那麽原始人與神經症患者間的相似性將因此得到更徹底的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