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無意間碰到了我的一位女員工在電話裏對來電者說：“很抱歉，克雷辛西女士現在正在出差，要等到明天才來。”但事實上那天我隻是和我的一位生意夥伴正在攻關一個重要的項目，我們不願意被打擾。這位同事的行為徹底激怒了我。直接說：“克雷辛西女士今天不方便接聽，您可以明天再打過來嗎？”有什麽不好的嗎？這一瞬間我再一次意識到“真誠”這一價值觀於我而言是多麽重要。隨後我與這位女同事說了這件事，並且要求她以後得開誠布公。她又怎麽會知道她的上一位雇主迫切需要的那種話術與我的價值觀產生了猛烈的碰撞呢？他甚至不準她在他度假的時候接聽電話。她的任務就是告訴別人他正在出差。
價值觀構建了指導我們行為方式的導向框架，因為價值觀對於我們個人而言是極其重要的。與主要受先天遺傳以及孩童時代經曆影響而形成的動機不同，我們的價值觀一直都在受我們個人環境以及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像“順從”這種價值觀對於100年前的許多人而言其價值定會高於現如今。在漫漫人生路上，價值觀也會隨時間而變。比如，20歲時人們不會過多關注“健康”這一價值，因此他們更不會去讓這個價值指導自己的行為。但等到了50或60歲的年紀的時候可能就已經不會這樣了。
如果人們將價值定義為行為的導向框架，那麽價值的清單事實上是開放的，而且並不存在普遍性的重要或者不重要的價值。由於這一點，在科學上還不存在具有約束性的對於價值的定義，也沒有令所有人都認同的價值目錄。當被問到其價值觀時，人們往往會舉出社會理想的詞語，例如“世界和平”或者“公平”。這些詞語聽起來固然美好，也令人向往，但是它們對我們實際的日常活動又能有多強的指導作用呢？我們為人處世真的稱得上公平而且我們真的有在為世界和平積極地做些什麽嗎？也許類似於“優雅”“熱情”或者“自我實現”才是更加實在的說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