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從平源執政以後，爭權殺伐，沒有一天休息，戰事的事越多，武士的權力越是強大。到了德川氏的時代，幕府的權勢，非常鞏固，各國諸侯勢力，又能夠保持均衡，所以大家都是注意保守自己的地盤，不願意從事戰爭。文學哲學，當然隨著平和的幸福，發達起來。一種是古學派神權思想的複興，一種是荷蘭學問的輸入，一種是漢學的發達。古學派神權思想的根源，前兩段已經大略講過了。荷蘭學問的輸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數學、築城、造兵、醫藥等智識而外，在精神科學方麵，簡直看不出什麽進步。隻是德川時代漢學發達，在思想上，在統一的製度文物上，的確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礎。就是純日本學派的神權主義者，在思想的組織方麵，也完全是從漢學裏麵去學來的。所以中國哲學思想，在德川時代，可以叫作全盛時期。他們在中國哲學思想裏麵，得的最大利益是什麽呢？就是“仁愛觀念”和“天下觀念”。如陽明學派的中江藤樹、朱子學派的藤原惺窩、中村惕齋，都是努力鼓吹“仁愛”的。從製度上看來，這種由日本社會進化自然程序發生出來的種種階級製度，和治者階級的性格，可以證明日本在部落鬥爭的時代，最大缺點是“仁愛觀念”和“天下觀念”的薄弱。德川氏時代統一的政治，使全部日本，達到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時期，我們從儒家思想的發達，和明治初年民權思想的發達看來，就可以曉得，日本近代文明的進步恰恰和“仁愛觀念”的進步成正比例。而這仁愛觀念發展的原因，全在於政冶的統一和物質文明的進步，社會組織的整理。現在日本的治者階級係統，都由封建時代的“薩木來”直傳下來的。明治時代的教育主義，標榜一個武士道，更是因襲封建時代的食祿報恩主義。一部明治維新史，如果隻把表麵的事實，作為研究的材料，或者隻注意他最近幾十年的事實，忘卻德川時代三百年的治績，是不對的。因為一個時代的革命，種種破壞和建設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個民族的社會生活之外。倘若哪一個社會裏麵，沒有預備起改造的材料，沒有養成一種改造的能力，單靠少數人的運動，決計不會成功。即使四圍的環境去逼迫他，也不容易在很短的期間造成他的能力。所以我說，歐洲和美國勢力的壓迫，隻是成為日本動搖的原因，成為引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間內成功，則完全是曆史所養成的種種能力的表現，而決不是從外麵輸入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