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西方文明在推進的過程中，是否已經抹掉了自古以來的思想訓練的一切痕跡呢？
一個國家的靈魂如果如此迅速地死亡，那是可悲的。這樣輕易地屈服於外部影響的，就是可憐的靈魂。
構成國民性的心理因素的合成體是堅固的，就像“魚的鰭，鳥的喙，食肉動物的牙齒等等，與其種屬不可分離的要素”那樣。勒朋先生在他那充滿了膚淺的斷言和華麗的概括的近作中說：“基於知識的發現是人類共有的遺產，而性格上的長處和短處，則是每個民族特有的遺產。它堅如岩石，日複一日，即使曆經幾個世紀的水的衝刷，也隻不過磨去它的外部的棱角罷了。”這是很激烈的言辭。然而，如果說各民族獨有遺產均構成與性格的長處和短處，這話就非常值得人深思了。不過，這種概括性理論，早在勒朋開始寫這本書的很久以前，就已經被人提出來了，而且早已為西奧多·魏茨和休·默裏所推翻了。當研究武士道所培育的各種美德的時候，我們曾從歐洲的典籍中引用了一些來進行比較並舉例說明，可以看到沒有哪一個性格特性是武士道的獨有遺產。道德的各個特性的合成體，呈現出一個非常獨特的麵貌，這是千真萬確的。這個合成體被愛默生叫作“所有偉大的力量作為要素參與進來的綜合產生的結果”。但是這位康科德的哲學家並不像勒朋那樣，把它作為一個民族或國民的專有的遺產，而是把它叫作“聯合各個國家的最強力的人，使他們相互理解和取得一致的要素。它明白無誤到這種程度，以至於某個人不使用互濟會的暗號，就會立刻被分辨出來”。
武士道所留在我們國家特別是武士身上的印記，雖然不能說構成“種屬的不可分離的要素”，但說他們從此保有其活力卻是毋庸置疑的。縱使武士道僅僅是物理的力量，它在過去700年間所獲得的運動能量也不可能這樣戛然而止的。即使說它僅僅是通過遺傳而傳播，它的影響肯定也非常廣泛。試想，如果根據法國經濟學家謝鬆先生的計算，假定一個世紀有三代人，那麽“每個人的血管中至少流淌著2000萬生活在公元1000年的人的血液”。“彎著那背負世紀的重荷的腰”，耕種土地的貧農，他們的血管中流著古老的血液，這樣，正像他和“牛”是兄弟一樣，和我們也是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