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道德中的其他美德是同其他的倫理體係或其他民族的體係中所擁有的美德相通的，但這個美德——對上級的服從和忠誠——則是它獨有的特點，我知道，個人的忠誠是存在於各種群體和境遇中的人們之間的道德紐帶——一個小偷集團也要對他們的首領忠誠。然而，隻是在武士的榮譽準則中，忠誠才被認為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
黑格爾曾經批判封建大臣的忠誠，說它是對個人的義務而不是對國家的義務，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原則之上的，但是，他的偉大的同胞俾斯麥卻誇耀個人的忠誠是德國人的美德。俾斯麥有充足的理由這樣誇耀它，然而他所誇獎的忠誠不是他的祖國所獨有的，也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專有物，而是由於騎士製度這個特別的果實在封建製度保留時間最長，在國民中間延續時間也最長的緣故。在美國，據認為“每個人都跟別人一樣好”，並如愛爾蘭人附加的評語所說，“而且更勝他人”，或許會認為我們這種對君主所感受到的崇高的忠義觀念，雖然“在一定範圍內是好的”，但是我們受到那樣過火的鼓勵卻是不應該的。很久以前孟德斯鳩就責難過，在比利牛斯山脈這一麵是正確的事，在另一麵卻是錯誤的。而最近的德雷弗斯案件證明了他的話的正確性，而且法蘭西的正義得不到支持的邊界不隻是一條比利牛斯山脈而已。同樣，我們所抱有的忠義在其他國家也許找不到幾個讚同者，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的觀念錯了，而是它恐怕已經被忘記了，要不就是我國把它發展到別國所無法企及的高度了。格裏菲斯說，在中國，儒教把孝順父母作為人們的首要義務，而在日本卻是忠誠占據了首位，這種論述完全正確。在此，我甘冒觸怒善良讀者的危險，來敘述一個如同莎士比亞所說的，“在故事中有一席之地”的，“與末路的君主共患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