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寬容、仁愛、同情、憐憫，古來就被當作最高的美德，即被認為是人的靈魂中最高尚的品質。它在雙重意義上被認為是王者之德。具有高貴的精神的多重特質是王者之德；作為最適合王道的美德的特質是王者之德。我們不需要借莎士比亞來表達——也許在其他世界，我們需要他來表達——仁慈比王冠還適合君主，仁慈比王權更利於統治。孔子、孟子都反複說過，為人君的最高要求就在於仁。孔子說：“君子慎德為先，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利者末也。”又說：“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未之有也。”孟子繼承並發展了這一學說：“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又說：“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孔子、孟子同樣地把這個王者的必備條件，下定義為：“仁者人也。”
封建製度的政治很容易墮落為軍國主義，仁在這種情況下把我們從最惡劣的專製主義之下救了出來。被統治者完全奉獻出“靈魂和肉體”的時候，唯一剩下的就是統治者自己的意誌了，其自然的結果就是極權主義的發展。它經常被稱為“東方專製主義”，就好像專製者從未存在於西方曆史似的！
我決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專製製度。但是，把專製製度和封建製度等同看待是錯誤的。當法律學家們看到腓特烈大帝所說“國王是國家的第一公仆”時，他們認為自由發展的一個新時代到來了是正確的。讓人吃驚的是，幾乎同時，位於日本西北偏遠地區的米澤的上杉鷹山發出了同樣的聲明——表明封建製度並非保證和壓迫。封建君主盡管不認為他與臣下負有相互的義務，但對自己的祖先和上天卻有很高的責任感。他是人民之父，上天委托他來保護他的子民。古代中國的《詩經》中說：“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還有，孔子在《大學》中教導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這樣，公眾輿論同君主意誌，或者民主和專製就融合起來了。正是這樣，武士道接受並確認這種父權政治——也就是同稍微疏遠的叔父政治（即山姆大叔政治！）相對的父權政治。專製政治和父權政治的區別在於：前一種政體中，人民是不情願地服從，而後一種政體中，則是“帶著自豪地歸順，保持著尊嚴地順從，懷著高度自由的精神的心得以服從。”古代的諺語說，英國國王“是魔鬼之王，為什麽呢，因為其臣民經常起義要推翻君主”；法國國王“是蠢驢之王，為什麽呢，因為他有沒完沒了的苛捐雜稅”；“而給予西班牙國王為人王的稱號，為什麽呢，因為人民樂於服從他。”這些說法並非全錯。好了，到此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