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索羅斯連續攻陷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等東南亞諸國。前車之轍，後車覆之，洞悉前路的陷阱，必須知道來者如何可追，讓我們來看一看當年那場驚心動魄的殺伐決斷。
1965年至1980年東盟經濟增長速度年均7.1%，東南亞人民終於富了起來，再也不用看西方的臉色行事了。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號稱“亞洲四小龍”，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號稱“亞洲四小虎”。
人們把四小龍、四小虎奉為東方經濟發展的典範，甚至把高度提升到價值觀的境界，認為這個經濟奇跡是儒家文化對新教文化的勝利。在此之前，馬克斯·韋伯曾認為，隻有新教精神才能造就市場奇跡，上帝隻垂青具有新教精神的人。
然而，200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對東南亞經濟奇跡嗤之以鼻，尤其把“四小虎”統稱為“紙老虎”。1994年克魯格曼在《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亞洲奇跡的迷思》，強烈批評了東南亞：“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像20世紀50年代的蘇聯一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驚人的資源動員來換取其快速增長的。”這位教授尤其對新加坡的經濟神話毫不感冒：“這樣的成就顯然是一種經濟奇跡。但是，這個奇跡形成的基礎是體能而非靈感；新加坡通過資源動員獲得的增長會使斯大林感到榮幸。”
克魯格曼還自封為先知，即使自己沒有任何經濟數字也能知道新加坡的奇跡不可能再繼續，因為：“新加坡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基於一種不可重複的一次性行為變化基礎之上。”搞到統計數據之後，他再次語出驚人，令人吃驚的真相得以暴露：“新加坡的所有增長都能由可計量的投入增長來解釋，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的效率有所增長。”
克魯格曼的文章引來無數口水，民族情緒瞬間被點燃。東南亞的經濟，尤其是1994年之後，亞洲四小龍、四小虎依舊龍精虎猛，一點也看不出疲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