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兩千年來的科舉製度，更進一步使中國社會民主化。科舉製度起源於對儒學人才的需求。孔、孟儒學中的語言，雖然已經不是當時流行的口語，但卻是官方上下來往的文件與學術著作的標準語言。後來教育逐漸普及，科舉製度日益完備，取才對象的限製，也就日益放寬，科舉也就成了謀求顯達的唯一合法的、而且光榮的途徑。由於限製放寬，貧苦子弟也可以逐步晉升到卿相的地位。後來考試範圍大都限於“四書”，更給予有誌的貧苦青年子弟接受儒學教育與中舉的機會。科舉製度的建立，正是孔子“有教無類”理想的具體實現。
（四）長子繼承（宗法）製度的及早廢除和公開科舉取士製度的實施，是中國人爭取平等的奮鬥；而監察製度的實施，又是中國人爭取自由的奮鬥。中國在上古時代，即有監察製度的實施。負責監察的大臣，往往不顧專製君主的憤怒，直言進諫。後來不但禦史台可以諫奏，凡是有頭銜的官吏都享有這種諫奏的權利。因此演變出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傳統——最昏庸的國君，對直諫的臣子，也不敢嚴加處分。國君對諫奏的容忍，一向都被認為是一種最高的美德。那些因為諫奏而遭到嚴刑重罰，或被暴君處死的忠臣，一向被尊崇為維護人民利益、反對暴虐統治的英烈之士。
（五）最足以表現中國人積極爭取自由的一麵，是學術生活和傳統。中國思想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呈現出獨立思想和大膽懷疑的精神。至聖先師孔子的教言中即有：“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中國的思想自由和批評精神，就是在這個“合理懷疑”的偉大傳統中培養起來的。公元一世紀時的王充，對當時所有宗教思想與玄學觀念，曾以高度的科學方法，站在哲學的觀點，大膽的加以批評。於是這種批評精神，使中國從中世紀風行一時的釋、道二教中解放出來。就是在儒家本身，也一樣充滿了獨立思想與批評、懷疑的態度。譬如對孔學典籍的批評，很久以前就已蔚為風氣。凡經學者證明為偽冒或篡改的卷冊、章節，不管世人如何重視，都能毫不猶豫的加以駁斥。這種自由批評的風氣，到九世紀後期，更加顯著。於是自由派學者對一切主要孔學典籍，均抱有絲毫不苟的疑問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