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傳教事業和二十五年前大不同了。二十五年前的種種困難，現在全沒有了，或大大地減輕了。但是現在的傳教士卻有他們的新困難。這些新起的困難是從前的傳教士不曾夢想到的，也是今日一般傳教士不很十分了解的。我以為今日傳教的人若不明白了解這些新困難，便不懂得他自己處的地位，便不能認清他自己要應付的問題，便不能了解他自己幹的什麽事。
在我這個旁觀者看來，今日的傳教事業有三個新難關，不容易打過去。
第一是新起的民族主義的反動（A New Nationalistic Reaction）。這幾十年來，中國受西洋人的欺侮總算很夠了；好幾次的反抗，都歸失敗。最後一次的反抗是庚子年的拳匪運動。自從那回之後，中國人知道這種盲目的，無知識的反動是無用的了。所以二十世紀頭上的十多年可算是中國人對外不反抗的時期；外國人處處占優勝，處處占便宜；中國人怕“幹涉”，怕“瓜分”，隻好含羞忍辱，敢怒而不敢反抗。但是這十幾年來，可不同了。辛亥的革命與民國的成立鼓起了中國人的勇氣，喚醒了民族的自覺心。幹涉與瓜分的噩夢漸漸遠了。到了歐戰發生，歐洲殘破，真正“戳穿了西洋鏡”，中國人對於西洋列強的真相漸漸有點明白了，怕懼的心理漸漸減低，自覺的心理漸漸發展。歐戰期內，國際貿易的大變遷，國內產業的發達，列強在遠東的壓迫力的暫時弛緩，歐戰後國際形勢的大變動，俄國的革命，德國、奧國的衰敗，這些事實都夠使中國民族——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心理上起許多大反動。結果就是一種新的民族主義的大反動。這種反動的表現很多，如近年收回租借地，廢止不平等條約等等運動，都是實例。
這種民族主義的反動是很自然的，很正當的。但其中也不免有走向極端的傾向。有人竟恭維義和團的運動為“中國民族革命史之悲壯的序幕”（《向導》八十一期），有人竟主張“排外二字大可做在民間宣傳的口號”（《政治生活》十五期）。但他們定出的“排外的綱領”卻不像他們的口號那樣暴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