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感謝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及台北市、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宜蘭縣等文獻委員會的各位先生給我參加這樣一個盛大的聚會。不過說到歡迎，我實在不敢當。剛才黃（純青）先生要我對修誌問題表示意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等七個機構都是做征文考獻工作的，他們在台灣省各地保留資料、搜集資料、整理資料，以編修《台灣省通誌》及各縣市的方誌，這是一件大工作，要我表示意見實在不敢當。況且在座的有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以及師範學院的許多位文史先生，他們對於黃先生所提出的問題，無論在知識、學術見解，以及這幾年來他們參加襄助各地搜集材料的工作，都比我知道得多，在這許多文史界權威學者麵前，更不敢說話了。
不過黃先生說我是台灣人，的確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幼年時我曾在台灣住過一年又十個月，這次我到台南、台東等地，曾種了一株榕樹，兩株樟樹，據說這兩種樹都有很長的壽命，將來長大了，也許有一個小小掌故的地位，也可以說替將來的台灣文獻捏造一些掌故。
我還要特別感謝文獻會的黃先生，將先君在台灣留下的一點紀錄：一個是私人日記，一個是向他長官所作的報告，予以刊行。
關於黃先生所提的修誌大問題，我剛才已經說過，我是不配提出有價值的意見的，不過大家知道我從前作過一部《章實齋（學誠）年譜》，因為編這一部書，對於方誌問題略曾注意。章實齋是一個史學家，是很有曆史的眼光的學者，他的書中，一部分有關文史，一部分有關方誌，特別對於方誌部分還有許多意見。因為我編章實齋的《年譜》，所以引起我對方誌的興趣。平時我自己也搜集一些材料，但個人所搜集的材料當然有限，而且不免多是與個人有關的。但是我在國外，看到搜集方誌最全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它搜集了全中國的方誌，這實在是很了不得的。從前朱（士嘉）先生曾編有一個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中國方誌的書目，可以作為參考。在國內除了北大圖書館和上海的涵芬樓以外，很少有一個地方像美國國會圖書館搜集得那樣完備。而美國除了國會圖書館以外，尚有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的收藏亦甚豐富。因此，我有一個小小的意見，今天向七個專門考獻的團體的先生以及文史專家麵前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