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引言
錢校長、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今年我感覺到很困難，因為當初我接受錢校長與劉院長的電報到台大和師院作學術講演，我想總是在小屋子裏麵，隻有二三十人，頂多一百人，可以有問有答；在小規模的講堂裏麵，還可以有黑板寫寫字，這樣子才可以作一種學術講演。今天來到這麽一個廣場裏麵作學術講演，的確是生平第一次，一定有許多話給先生們聽了覺得太淺，同學們又覺得沒有黑板寫下來，不容易知道。我的南腔北調的官話依然咬不清楚，一定使大家很失望，所以先要道歉！
當時我收到錢校長與劉院長的電報，我想了幾天，我以為他們兩位另外有一封詳細的信告訴我：
是兩個學校分開還是合起來講？是小講堂還是大講堂？當時的確沒有想到在廣場講演。等了兩個星期，他們沒有信來，我自動打電報給他們兩位；我提出兩個題目：在台大講“治學方法”，在師院講“杜威哲學”。
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師，活了九十多歲，今年才過世。我們一般學生覺得，在“自由中國”應該有一個機會紀念他，所以杜威哲學這個題目，是當作一個紀念性。
今天講治學的方法，其實也是帶紀念性的。我感覺到台大的故校長——傅斯年先生，他是一個最能幹、最能夠領導一個學校、最能夠辦事的人。他辦過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他也在我之先代理過北大校長一年；不是經過那一年，我簡直沒有辦法。後來做台大校長，替台大定下很好的基礎。他這個人，不但是國家的一個人才，也是世界上很少見的一個多方麵的天才，他的記憶力之強更是少有的。普通記憶力強的人往往不能思想；傅先生記憶力強，而且思考力非常敏銳，這種兼有記憶力與思考力的人，是世界上少見的。同時，能夠做學問的人不見得能夠辦事，像我這樣子，有時候可以在學問上做一點工作，但是碰到辦事就很不行。錢校長說我當北大校長，還可以做研究的工作，不是別的，隻因為我不會辦事。我做校長，完全是無為而治；一切事都請院長、教務長、訓導長去辦，我從來不過問學校的事；自己關起門來做學問。傅先生能夠做學問而又富有偉大的辦事能力；像這種治學方法同辦事能力合在一塊，更是世界上少見的。因為傅先生同我是多年的同事，多年的朋友；同時在做學問這一條路上，我們又是多年的同誌。所以我今天在台大來講治學方法，也可以說是紀念這個偉大而可惜過去得太早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