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秀兄：
前幾天我們談到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我對你表示我的意見，你問我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
五六天以來，這一句話常常往來於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我忍不住要對你說幾句話。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的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怪的態度。
你我不是曾同發表過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睛裏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肯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我也知道你們主張一階級專製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事業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嚐試的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你說是嗎？
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之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裏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個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裏，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