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講中國的經濟製度，我們得把中國的曆史，分為三大時期：有史以前為第一期。有史以後，訖於新室之末，為第二期。自新室亡後至現在，為第三期。自今以後，則將為第四期的開始。
孔子作《春秋》，把242年，分為三世：第一期為亂世，第二期為升平世，第三期為太平世。這無疑是想把世運逆挽而上，自亂世進入升平，再進入太平的。然則所謂升平、太平，是否全是孔子的理想呢？我們試看，凡先秦諸子，無不認為邃古之世，有一個黃金時代，其後乃愈降而愈劣，即可知孔子之言，非盡理想，而必有其曆史的背景。《禮記·禮運》所說的大同、小康，大約就是這個思想的背景罷？大同是孔子認為最古的時代，最好的，小康則漸降而劣，再降就入於亂世了。所謂升平，是想把亂世逆挽到小康，再進而達於大同，就是所謂太平了，這是無可疑的。然則所謂大同、小康，究竟是何時代呢？
人是非勞動不能生存的，而非聯合，則其勞動將歸於無效，且亦無從勞動起，所以《荀子》說人不群則不能勝物（見《王製篇》。勝字讀平聲，作堪字解，即擔當得起的意思。物字和事字通訓。能勝物，即能擔當得起事情的意思，並非謂與物爭鬥而勝之）。當這時代，人是“隻有合力以對物，斷無因物而相爭”的，許多社會學家，都證明原始時代的人，沒有個人觀念。我且無有，尚何有於我之物？所以這時代，一切物都是公有的。
有種東西，我們看起來似乎是私有（如衣服及個人所用的器具之類），其實並不是私有，不過不屬於這個人，則無用，所以常常附屬於他罷了。以財產之承襲論，亦是如此（氏族時代，男子的遺物，多傳於男子，女子的遺物，多傳於女子，即由於此）。
當這時代，人與人之間，既毫無間隔，如何不和親康樂呢？人類經過原始共產時代、氏族共產時代、以入於家族集產時代，在氏族、家族時代，似已不免有此疆彼界之分，然其所含的公共性質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