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與中庸
研究古代儒家的思想，有一層大困難。因為那些儒書，這裏也是“子曰”，那裏也是“子曰”。正如上海的陸稿薦，東也是，西也是，隻不知哪一家是真陸稿薦（此不獨儒家為然。希臘哲學亦有此弊。柏拉圖書中皆以梭格拉底為主人。又披塔格拉（Pythagorag）學派之書，多稱“夫子曰”）。我們研究這些書，須要特別留神，須要仔細觀察書中的學說是否屬於某個時代。即如《禮記》中許多儒書，隻有幾篇可以代表戰國時代的儒家哲學。我們如今隻用一部《大學》，一部《中庸》，一部《孟子》，代表西曆前第四世紀和第三世初年的儒家學說。
《大學》一書，不知何人所作。書中有“曾子曰”三字，後人遂以為是曾子和曾子的門人同作的。這話固不可信。但是這部書在《禮記》內比了那些《仲尼燕居》、《孔子閑居》諸篇，似乎可靠。《中庸》古說是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大概《大學》和《中庸》兩部書都是孟子、荀子以前的儒書。我這句話，並無他種證據，隻是細看儒家學說的趨勢，似乎孟子、荀子之前總該有幾部這樣的書，才可使學說變遷有線索可尋。不然，那極端倫常主義的儒家，何以忽然發生了一個尊崇個人的孟子？那重君權的儒家，何以忽然生出一個鼓吹民權的孟子？那儒家的極端實際的人生哲學，何以忽然生出孟子和荀子這兩派心理的人生哲學？若《大學》、《中庸》這兩部書是孟子、荀子以前的書，這些疑問便都容易解決了。所以我以為這兩部書大概是前四紀的書，但是其中也不能全無後人加入的材料（《中庸》更為駁雜）。
《大學》和《中庸》兩部書的要點約有三端，今分別陳說如下：
第一，方法。《大學》、《中庸》兩部書最重要的在於方法一方麵（此兩書225後來極為宋儒所推尊，也隻是為此。程子論《大學》道：“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朱子序《中庸》道：“曆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可證）。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本末、終始、先後，便是方法問題。《大學》的方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