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深夜，我回到家時，發現我的傭人們都很緊張。紫禁城裏發生的慘事，他們或多或少聽到了一些謠傳，而我又很多天沒有回家，他們便更加驚慌失措了。他們告訴我，警察和偵探全天嚴密監視著我的宅子，還把所有來拜訪的中國人擋在了門外。後來我才知道，其中有位客人是我的朋友，名叫傅涇波，是來安慰我的。他一度非常擔心我的人身安全，並一再提醒我隨時可能墜入的險境。
如果這種危險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那很可能會在政變前的幾個星期顯現。現在皇帝被逐出紫禁城已是既成事實，曾被認為會阻礙政變的外籍帝師，已經不再構成威脅，因此取消其資格的主要原因已不複存在。但很快就有證據表明，我為皇帝尋求外交幹預，卻招致了人們的憎恨。6日早晨，我的車被攔在了醇親王府的大門口，我得知自己被嚴禁入內。接下來的三個星期，我都沒有見到皇帝。
起初，除我之外的所有人也被禁止出入北府。6日和7日兩天，除了王爺的幾位家庭成員，其他人一概不許出入北府。之後，我的中國同事可以進出，鄭孝胥和紹英也獲準了，但針對我的禁令卻始終沒有放開。我的抗議隻導致了一個結果：禁令限製的人員範圍擴大到了所有外國人。
政變的主謀認為，他們本想說服全世界相信他們在紫禁城采取的行動不涉及武力或恐嚇，但我讓他們的這一希望破滅了，我犯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們希望世人相信皇帝沒有受到任何身體或精神上的脅迫，是自願離開紫禁城的，並為自己獲得的自由而感到高興，他們不擇手段地買通中外媒體，試圖通過他們向世人傳達這種假象。他們不僅希望說服中外民眾接受這種解釋，還要對皇室及其追隨者進行恐嚇，讓他們三緘其口。
結果，三位歐洲公使向“外交總長”王正延發出抗議和警告，致使這一精妙的計劃遭到挫敗。要說服中國政府相信馮玉祥的行動是出於對“紫禁城囚徒”的善意關注，或者是“囚徒”自己歡迎馮玉祥的士兵解放自己，這是不可能的。唯一相信這個版本的人是馮的一些傳教士朋友，他們視馮為英雄，為維護其名聲，極其不願相信馮會違背基督教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