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7月25日上午11點左右，一位羞澀而帶著孩子氣的中國貴族在香港登陸。他身著華袍，頭戴最高品秩的紅色頂戴花翎。在碼頭，一群英國官員代表當地政府迎接他及其隨從的到來，我就是其中之一。路旁擠滿了好奇而靦腆的中國人。護衛隊攔住圍觀的人群，以示恭敬。四名紅衣轎夫迅速將他抬離岸邊。15分鍾後，轎子停靠在總督府前門，在那裏，他受到了英國直轄殖民地總督的迎接。
這位高貴的來訪者，是當時中國皇帝的弟弟醇親王殿下[1]。東道主則是英王愛德華七世駐香港代表亨利·布萊克爵士閣下。
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然而，港英當局按照醇親王的意願，取消了大多數的禮儀。當他乘坐德國艦船“巴伐利亞號”駛入港口時，沒有英軍向他敬禮，也沒有岸炮齊鳴歡迎，他上岸時，也沒有儀仗隊迎接他。因為，他此行肩負著一項恥辱的任務。在任務尚未完成前，作為一位中國皇室貴族，他不願接受任何禮遇。在醇親王踏上香港土地的1年零35天前，一位德國駐華公使在北京的大街上被一名“拳匪徒”殺害。1900年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遭到槍殺，震驚世界。它標誌著中國曆史上“圍攻使館區”悲劇事件拉開序幕。
如今，按照獲勝聯軍強加給清廷的屈辱和平條件之一，朝廷必須派一位親王親赴德國，代表大清國天子屈尊向德國皇帝悔過謝罪。長期以來，在中國人眼裏，德國皇帝說得好聽不過是一個藩屬國王，說得不好聽就是蠻夷首領罷了。
我當時做了一些記錄（目前該文件存檔於唐寧街），其中寫道：“按照中國朝廷的慣例，盡管醇親王不能成為皇位繼承人，但他的兒子卻有機會繼大統，成為大清皇帝。因此，這無疑會使醇親王本人對中國政局的未來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