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明、寬政年間，不僅是狂歌的全盛時期，也是江戶各種文藝、美術全數綻放燦爛光彩的時代。於是浮世繪與狂歌，在繪本及折物的推波助瀾之下，建立起密切的關係。
有一年，我頻頻欣賞浮世繪，在浮世繪的影響之下，我也對相關的狂歌產生興趣。我將狂歌與俳諧[1]，還有《鬆之葉》記載的小歌[2]，以及後世的川柳[3]、都都一[4]，都視為江戶時代專屬於庶民階級且發達的近世白話體短詩。現在姑且不論小歌、川柳、都都一這三個類型，先探討俳諧及狂歌，這兩者的曆史關係深厚，也有不少趣味相仿之處。不管是和歌[5]與連歌[6]，還是狂歌或俳諧。它們的名稱及吟詠法則都不同，若把它們視為某種形式的短詩，則是異曲同工，往往難以分辨。柳亭種彥已在《用舍箱》中有詳細的論述。世人往往認為將俳諧付合[7]的兩句連貫為一句，就成了狂歌，以《犬築波》（《犬築波集》）為例：
繁花盛開枝掩月，吾心欲剪猶還留。
前行船上八俵米，四石已在海當中。[8]
生白庵行風[9]的《古今夷曲集》，登載了不少知名古俳人，如宗鑒[10]、貞德[11]的狂歌作為範例。我們必須了解，兩者甚為相近。
元祿以前的俳諧，並不像正風[12]之後那般，排除了滑稽、諧謔[13]等旨趣。我深信滑稽、諧謔才是俳諧與狂歌兩者的本色，滑稽、諧謔應該才是這兩大詩體發展而來的根本原因吧。話說回來，瀟灑與滑稽是我國之人固有的性情，這是來自佛教的感化，遠在戰國時代就已經萌芽。南北朝[14]之後，戰亂相繼不斷，諸行無常的觀念深植人心，這股厭世思想隨著時代淬煉，人們先是追求灑脫，隨後轉而在滑稽、諧謔中尋求慰藉。世人長久以來喜好一休禪師[15]的軼事，也是這個緣故吧。兼好法師[16]的《徒然草》已經帶著許多滑稽的風格。相對於猿樂[17]歌謠的厭世傾向，狂言則專以滑稽為主要的題材，最能證明我的論點。直到德川治世，滑稽、諧謔終於貫通各大階層，成了當代的精神。淺井了意[18]、戶田茂睡[19]、井原西鶴[20]的著作，都足以證明。來看看記述明曆三年[21]江戶大火慘狀的《武藏鐙》[22]。一市人於醉酒之際遭逢火災，被人裝進長箱裏，躲過劫難，隨後為人棄置路旁；盜賊來後，打破長箱，見其中有人，受驚逃竄；醉漢醒來，四下環顧，隻見焦土，誤以為自己已置身地獄。此段具有佛教悲哀及滑稽的顯著特征。戶田茂睡記錄江戶名勝的《紫之一本》、淺井了意的《慶長見聞記》同樣如此。請見《紫之一本》上野車阪一節：“這車阪沒有彎道，也沒有會車處，何以稱為車阪？請回答原因。”遺佚[23]答：“這裏應該有兩條車阪。”陶陶子說：“非也，隻有這條車阪。”遺佚說：“要是有兩輛車，可得繞路，隻有一輛車就不需要繞路了。”這時正好吹起向晚的涼風，猶如挽留行者的衣袖，遺佚吟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