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在描述唐代“開元盛世”時，通常會從經濟繁榮、科技發展、文化昌盛、民族和睦、中外交流等方麵舉證，很少有人關注普通百姓的真實生存狀況。
和多數人想象中的安居樂業不同，玄宗時代的唐朝百姓，常常被迫逃亡。
武則天時，“天下戶口，亡逃過半”——農民將朝廷分給的田地拋棄或賣掉，逃到地主莊園或寺觀中，充當佃農。玄宗即位後，情況更加嚴重，他在開元九年（721年）的“禁逃亡詔”中承認，“四海清宴，百年於茲，雖戶口至多，而逃亡未息”。①
導致百姓逃亡的原因，除天災外，主要是兵役、徭役沉重。
在府兵製下，符合標準的人，從20歲—60歲，每年要服役120天。唐高宗、武則天時期，唐朝不斷對外用兵，出現“征求不息，人不複業，則相率為盜”的情況。玄宗亦好大喜功，他在位期間，邊防軍數量最多曾達60餘萬。唐朝的徭役包括軍需役、漕運役、土木工程役、地方雜役等。僅以土木工程役來說，玄宗多次擴建興慶宮、華清宮，新建“花萼相輝樓”等，都要常年征召勞役。
百姓服兵役、徭役期間，不僅不能從事農業生產，還要倒貼路費，很多人因之生活困頓乃至傾家**產。兩害相權取其輕，民眾往往選擇從國家戶籍中逃亡，自願沒入大地主家做佃農——雖然做佃農每年繳納的糧食要比國家正稅多出不少。②
唐玄宗對增加朝廷、內庫收入興致濃厚，重用了一批善於搜刮財富的“聚斂之臣”，如楊崇禮、楊慎矜、王鉷、宇文融等。
史書記載：楊崇禮、楊慎矜父子對各地上繳的絹布考察極嚴，發現些許汙漬、破損，即要求地方補繳；王鉷利用邊關將領瞞報士兵死亡人數的漏洞，繼續按照原有戶籍，向陣亡者家屬追繳稅收，以至“天下之人苦而無告”。據統計，依仗非法的加稅手段，玄宗的個人內庫，可得“歲貢額外錢百億萬”。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