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位編輯給我送來一本大書，極好的畫報紙，九寸寬，一尺三寸長，十五斤重，實在無法捧讀。想放在書架上，插不進去，隻好放在茶幾上，壓了八個月，茶幾也不堪重負，不得已，將其請出了辦公室。現在的書不求內容的凝練，卻一味地追求形式的奢華，擺設功能正在悄悄地取代閱讀功能。一次在大會堂碰見了出版界老前輩葉至善老人，他深有感慨地說：“書是越出越多，越出越大，一些兒童讀物也動輒幾大卷，一厚本，孩子們怎麽翻得動？”書出得多一些、好一些，本是好事，但徒求其形，不究其質，多而不精，就堪憂堪慮了。
既然讀書的人都覺得太多太濫，編書的人為什麽還一個勁兒地出呢？拋開經濟利益不說，這裏有一個貪大求名、以大為榮、大即有功、大可傳世的大錯覺。
一本書之所以成名傳世，不是因為其字多大，而是因其內容之精，代表了當時某一領域的知識頂峰，後人可賴以攀登。曆史上有沒有大書？有。但它首先不是大而是精。
《史記》是一本大書，從傳說中的黃帝一直寫到漢代，凡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字，作者整整寫了十六年。它在記事、析理及文學藝術上都達到了一個精字，成了後人治史為文的楷模。
《資治通鑒》是一本大書，但作者一開始就是從求精的目的出發，他深感到《春秋》之後到北宋已千餘年，隻主要的史書就已積存了一千五百餘卷，書實在是太多了，一般知識分子一生也難卒讀，因此有必要辨其真偽，撮其精要，寫一本既存史實又資治國的好書。他精心工作了十九年，終於完成了這本以史為鏡、明興替之理的大書，大大影響了以後的中國曆史。
《資本論》是一本大書，但這主要不是因為它浩浩萬言，而是因為它揭示了在這之前別人還沒有發現的關於剩餘價值的原理，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規律。無論是司馬遷、司馬光還是馬克思，他們所完成的書雖然很大，但相對於從前浩瀚的書卷，卻是精而又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