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經》問世之後，在唐代以降的詩文裏，才有了對茶之色、香、味、形、韻等更多的關注和描述。
開元（713—741），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號，前後曆時29年。唐代天寶年間進士，封演在《封氏聞見記》中寫道：“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降魔禪師是禪宗北宗一派神秀的弟子，北宗修禪講究漸悟，需要“時時勤拂拭”。禪修打坐時，為了“務於不寐”，就會允許僧人飲茶提神。爾後，隨著北宗禪法，在山東、河南、陝西等北方各階層的傳播，飲茶習俗從此轉相仿效，推動了飲茶在北方的快速普及。如《封氏聞見記》所載：“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文中的“鄒”，是今山東鄒城、濟寧一帶；“齊”是今山東濟南、淄博一帶，唐代時，濟南又稱齊州；“滄”是今河北滄州、天津一帶；“棣”為今山東無棣、惠民一帶；京邑，則是指今陝西西安、河南洛陽一帶。
唐代陸羽的《茶論》，大約是在安史之亂前後完稿，之後，便在民間以四幅或六幅掛圖的方式爭相傳抄、參閱。陸羽在《茶經·十之圖》中記述道：“以絹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寫之，陳諸座隅，則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飲、之事、之出、之略，目擊而存，於是《茶經》之始終備焉。”
在陸羽的《茶論》（後世謂之《茶經》）不斷傳抄過程中，茶道大家常伯熊，大概是在《茶論》的爭相懸掛、閱示階段，對之進行廣泛潤色與修改的。《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載：“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其間，還應該存在著多人、多環節的輾轉傳抄、刊印等錯誤，才會造成今天《茶經》的版本複雜、文字訛誤衍脫，甚至部分章句文理不通，乃至不知所雲等問題。晚唐，皮日休在《茶中雜詠》序雲：“餘始得季疵書，以為備之矣。後又獲其《顧渚山記》二篇，其中多茶事。後又太原溫從雲，武威段磶之，各補茶事十數節，並存於方冊。”皮日休是湖北天門人，與陸羽是同鄉。皮日休所見所記，應該是真實的曆史，溫從雲與段磶之都曾在陸羽的《茶論》傳抄過程中，補充、增訂過茶事數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