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方麵，洋務三十年還給了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為什麽在1860年中國走向洋務新政的第一步，就來了一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是值得我們重新思索的問題。為什麽在19世紀60年代，統治者階層中會出現這個問題？可能要從幾個方麵分析。
第一，在這之前，它是一種沒有自由表達形態的官僚體製，那麽對於其中的官僚階層，就不斷訓練他們，不斷傳遞本身製度優越的觀點，不斷講“我是世界最好的”。這種傳遞會導致一個實際後果，久而久之，無論傳遞的人還是接收的人，大家都信以為真。當領導者想向前走的時候，阻力就主要來源於體製內。怎麽來勸那些反對向前走的人？“中體西用”在這裏就起了很大作用。這就是要告訴他們，你們不用擔心，我們僅僅是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這才是它的本意。
而這當然是有效的，因此在1860年之後，中國在洋務路上學習了很多西方的技術層麵和科學層麵的東西，壓製體製性的變動。這種壓製導致了發展的不平衡，而且是惡性互動。為什麽我的增長這麽快？因為我是堅持中國的體製、模式，才可以發展快。為什麽日本發展慢？效率低？因為它全盤西化了。這種論證使許多不明真相的、並不是專業思考這些問題的人越思考越覺得有道理，而這就給我們造成了困境。實際上這種中體西用的思想，經過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真正粉碎它也是到了甲午戰爭之後。
甲午戰爭之後，中國人突然發現這不對。嚴複在《救亡決論》中提出，文明是一個整體，當我們學習西方的時候，必須從別人的根上學習才可以。嚴複的這種看法，到了新文化運動之後，陳獨秀理解得更清楚、明白。陳獨秀和胡適強調隻有讓文明充分地自由競爭，隻有在自由競爭的狀態下，才能夠真正實現優勝劣汰。這就會有主觀的選擇，哪些東西學還是不學。洋務運動三十年，可能在文明方麵最失敗。使中國的文明形態在這三十年當中，在文明的根本點上處在一種停滯的狀態，沒有隨著經濟的變化，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而改變。關於這一點，當然我們也相信會有政治方麵的考量，但是這確實是三十年洋務的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