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的改革，不論是行政改革，還是政治改革，無疑都會有不能逾越的政治底線，他們的這些改革都是為了修正舊體製，改變舊體製中不合乎社會需要的東西。但改革從來不意味著統治者從權力體係中自動退出，更不意味著滿洲貴族、皇族放棄對大清國的所有權，保中國不大清始終是滿洲貴族和皇族的心頭之患，任何有可能傷害他們權力的改革，自然不會被接受。
我們後來者在總結清廷最終失敗教訓時，一般喜歡指責清廷在最後時刻不知讓權不知權力共享，特別是滿洲貴族、皇族到了最後時刻依然斤斤計較反複折騰。假設這些皇族、貴族在改革中不是加強對權力的控製而是逐漸減弱對權力的控製，君主立憲或許應該像九年規劃或後來調整的五年規劃那樣順利實現。
曆史當然不能假設，而且這個善良假設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大清國就是這些皇族和貴族一起打下來的，現在改革了，要君主立憲了，原本就是要讓大清國更加好，憑什麽要讓他們這些達官顯貴皇親國戚退出政治？而且，既然在預備立憲時就要實現滿漢平權，既然立憲了，除了皇室，再也不存在什麽皇親國戚皇族貴族，那麽他們這些政治舞台上已經站了位子的人為什麽不能一如既往繼續站下去？至少這是一個既成事實，何況在過去幾年時間裏，他們這些皇族貴族在預備立憲運動中也是中流砥柱改革先鋒。
還有一個重要事實是，在預備立憲幾年過程中，以袁世凱為代表的那些庶族出身尤其是漢大臣也確實毫不掩飾對權力分享的高度覬覦。1906年關於軍機處存廢等問題的一係列爭論，在某種程度上就意味著滿漢之間或許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庶族出身的漢大臣愈是表現出對權力的急切與渴望，愈使這些皇族貴族心裏不踏實，愈覺得這些漢臣居心叵測，好像政治改革本身就是一個陰謀。這種情形在慈禧皇太後和光緒帝在世時當然問題不大，皇太後幾十年與漢大臣打交道的經驗和光緒帝親政以來的經曆，使他們有辦法讓這些庶族出身的漢大臣忠心耿耿兢兢業業任勞任怨，所以能夠在1908年達成君主權力至上的改革共識，能夠宣布那個後來引起爭議而當時卻獲得大家一致認同的《欽定憲法大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