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互保”是體製內健康力量在大局危機情形下想方設法為國家保全元氣，這個行動在多大程度上得益於清廷那份神秘詔書的啟示，還值得研究。不過由此可以知道，清廷內部某些頭腦還算清醒的人在總理衙門改組、端王爺主政，特別是克林德被殺之後，也確實開始作了一些善後準備，通過各種各樣的外交渠道維持與各國公使的聯係，盡量營造一些友好氣氛，並通過各種管道向各國求和。
總理衙門的改組為6月9日，然而也就是幾天後，慈禧皇太後於6月16日電召兩廣總督李鴻章迅速北上，爭取早點開始與列強談判。
李鴻章無疑是當時中國最善於外交的人，他與各國公使也有著非同尋常的友誼。他在接到通知後雖說並沒有及時北上，但他確實迅速利用各種渠道與各國進行接觸。他通過駐外公使向各國政府說明情況，請求和解，為後來的正式談判準備了條件。
由於北方戰局一直沒有停止的跡象，清廷在克林德事件之後既沒有集中力量鎮壓義和團，也沒有拿出勇氣與列強開戰，北方戰局在不破不和中僵持著，各國司令官在軍事力量沒有達到預想狀態時也不願冒險向北京進軍，北京局勢的僵持使李鴻章無法順利北上，直至八國聯軍進入北京一個月後，李鴻章方才有機會於9月15日離開上海前往北京，中外之間的正式談判方才有可能開始。
在李鴻章抵達北京前，聯軍當局其實已經與中國方麵進行過接觸。清廷在離開北京時任命有留京辦事大臣，這些大臣通過私人關係很快與總稅務司赫德取得聯係，然後再通過赫德與聯軍當局建立溝通管道。在赫德幫助下，跟隨兩宮播遷的慶親王很快被追了回來。慶親王在這場巨變中的特殊功能在此後的議和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現，他既代表了清廷內部對國際社會的認識，也利用這次議和比較重地羞辱了朝廷內部莫名的對外強硬派，其實也都是大阿哥事件中的受益者，內政與外交的糾葛在慶親王那裏有比較充分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