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清廷最高統治層來說，膠州灣事件引發的外交危機固然令人心煩，但絕對沒有讓中國必須改變既定政策的充足理由。然而，那些來自底層的年輕知識分子不這樣看，這些邊緣的、底層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具有天生政治熱情的知識分子，恨不得利用一切理由、一切機會改變中國。
膠州灣事件尚未完全處理完畢時，來自廣東的年輕知識分子康有為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建議書，以為甲午戰後三年，列強鹹以瓜分中國為目標，到處流傳著列強準備瓜分中國的示意圖，由此可見列強籌劃之詳明嚴密，絕無隱諱。根據康有為的推測，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實在是為列強瓜分中國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德若成功，列強必群起效尤，諸國鹹來，並思一臠，瓜分豆剖，漸露機牙，整個中國猶如地雷四伏，導管遍布，一處有警，舉國響應。膠州灣事件在康有為看來就是列強瓜分中國的開始。鑒於此，康有為在這份後來命名為《上清帝第五書》的文件中，呼籲朝廷師法日俄進行政治改革，逐步從君主專製走上君主立憲。66如果從政治發展脈絡，這份文件標誌著1898年“百日維新”政治改革的開始，當然稍後也有一些曲折。
可惜的是，到了這年秋天，由光緒帝主導的政治變革在一場素來被稱為“戊戌政變”的突發事件中結束。康有為、梁啟超等指責是以慈禧皇太後為首的守舊派鎮壓了維新派，而清廷在當時的處理決定中明白指責康有為等人糾集亂黨謀“圍頤和園劫持皇太後”，是用武力解決和平變革中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場武裝政變。67
戊戌年間政治變革及其結局當然還可以繼續研究，隻是經過這場突發事變的打擊，發生兩個最嚴重的後果。第一，光緒帝似乎因為對康有為這些年輕政治家失察而自責甚深，其少年時代就有的腎病似乎突然之間急劇惡化。第二，或許因為光緒帝身體出了問題，慈禧皇太後再次從幕後走上前台，出園訓政。這雖說是他們愛新覺羅家族的內部事務，但對正在進行的政治變革無疑是一個巨大轉折，大清王朝政治走向從此開始了一個“維新變法的反動時期”。68所謂“反動”當然是指反新政，凡是新政中所提出或實行的舉措，似乎都值得拿出來重新討論其價值。而新政基本價值取向是向西方學習，所以這一政治上的反動時期在基本價值取向上無疑鼓勵、縱容了盲目的排外主義，啟發了國內莫名其妙的民族主義情緒，似乎先前幾十年向西方學習的選擇從根本上就是錯誤，中國未來隻能從自身傳統中去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