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革命理想與實踐，雖說醞釀、開始於19世紀末年，但其成熟與真正走向實踐畢竟是在20世紀的時候，因此詳盡的研究不在我們現在的討論範圍。不過，孫中山在19世紀末年所形成的那些觀念，並不是孤立的突發奇想，它的產生不但具有充分的社會存在基礎，而且其本身也是時代思潮的一個組成部分，與時代思潮的主流無法分割。
正如我們前已提及的那樣，在19世紀下半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人雖然想到過更姓易代這一解決中國問題的傳統方式，但出於民族利益的整體考量，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他們並沒有選擇這條道路。然而，由於清廷實在是積重難返，氣數將盡，無法進行徹底改革，因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清廷便越來越失望。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便是19世紀最後幾年反滿情緒的興起和高漲。
反滿情緒由來已久。由於傳統價值觀念的長期熏染，漢族人尤其是漢族知識分子階層幾乎從來沒有和清廷的滿族統治者產生民族認同。清朝早期的抗清、反清意識與行為不必說了，即使在清朝最為鼎盛的康、雍、乾三朝，不僅以反清為宗旨的農民起義此伏彼起，而且知識分子對滿族統治者的不滿與腹誹也是一種客觀存在。接連不斷的文字獄雖然在相當一些案例中可能都或多或少地誇大了漢族知識分子的反清意識，但是這些文字獄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漢族知識分子並沒有真正歸順於滿族統治者，他們打骨子裏看不起滿族人尤其是滿洲貴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說也是事實。到了19世紀下半葉，伴隨著外國列強的步步緊逼以及清政府的步步退讓與無能，漢族民眾尤其是漢族知識分子的反滿意識又在升溫與高漲。康有為雖然以“保國”“保種”相號召，辛亥革命前後又以“保皇”自我標榜，但是在康有為的骨子裏，他實在具有一種濃厚的反滿情緒，至少他對那些把持政權的滿洲貴族有著一種本能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