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去年在北美洲遊曆時的一篇講演的大意。我最初在哈佛大學把這個見解提出同一些國際政治學者討論，後來又用這個見解在紐約，華盛頓，費城，綺色佳，芝加哥，司波堪（Spokane），西雅圖，洛杉磯，及加拿大的文尼白（Winnipeg）各地講演過十多次，然後寫出來，題為《太平洋的新均勢》（The Changing Balance of Forces in The Pacific），登在紐約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的本年一月號裏。我現在把這個見解用本國文字重寫出來，稍稍有點增減改寫之處，請國內的政治學者指教。
我去年八月到美國的約瑟彌岱（Yosemite）去出席第六次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大會，到會的有十一國（中，日，英，美，蘇聯，法，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菲律賓，荷蘭）的代表一百二十八人和國聯派來的列席的代表三人。會議的主要論題有五個：
（1）美國的新措施及其國際的涵義。
（2）日本的新進展及其國際的影響。
（3）蘇聯的新建設。
（4）中國的建設及其國際的涵義。
（5）太平洋勢力均衡的變化及和平解決的可能性。 (1)
前麵四個是分論，最後一個是綜合的尋求解決的方案。當然大家都特別注意這最後一組的圓桌討論。
我在那第五個圓桌會議的四天討論終結之後，得著一個結論：對於太平洋西部（遠東）的問題，大家議論雖多，其實隻有兩種看法，一是敗北主義，一是樂觀主義。認這問題沒有和平解決的方法的，是敗北主義。認它還有和平解決的可能的，是樂觀主義。我是生來樂觀的，所以始終不肯輕易放棄和平解決的可能性。然而我不能不承認，出席那個會議的人和歐美一般的人，多數，也許是絕大的多數，是抱著前一種敗北主義的。這也難怪他們；他們看了日本近年的暴行，看了中國本身的無力，看了國聯的失敗，看了一切國際條約的撕成廢紙，當然不能不承認遠東問題是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