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戰以來，接連的有好幾位少年時候的朋友去世了。哭地山、哭六逸、哭濟之，想不到如今又哭佩弦了。在朋友們中，佩弦的身體算是很結實的。矮矮的個子，方而微圓的臉，不怎麽肥胖，但也決不瘦。一眼望過去，便是結結實實的一位學者。說話的聲音，徐緩而有力。不多說廢話，從不開玩笑；純然是忠厚而篤實的君子。寫信也往往是寥寥的幾句，意盡而止。但遇到討論什麽問題的時候，卻滔滔不絕。他的文章，也是那麽的不蔓不枝，恰到好處，增加不了一句，也刪節不掉一句。
他做什麽事都負責到底。他的《背影》，就可作為他自己的一個描寫。他的家庭負擔不輕，但他全力的負擔著，不歎一句苦。他教了三十多年的書，在南方各地教，在北平教；在中學裏教，在大學裏教。他從來不肯馬馬虎虎的教過去。每上一堂課，在他是一件大事。盡管教得很熟的教材，但他在上課之前，還須仔細的預備著。一邊走上課堂，一邊還是十分的緊張。記得在清華大學的時候，有一次我在他辦公室裏坐著，見他緊張的在翻書。我問道：
“下一點鍾有課麽？”
“有的，”他說道，“總得要看看。”
象這樣負責的教員，恐怕是不多見的。他寫文章時，也是以這樣的態度來寫。寫得很慢，改了又改，決不肯草率的拿出去發表。我上半年為《文藝複興》的“中國文學研究”號向他要稿子，他寄了一篇《好與巧》來；這是一篇結實而用力之作。但過了幾天，他又來了一封快信，說，還要修改一下，要我把原稿寄回給他。我寄了回去。不久，修改的稿子來了，增加了不少有力的例證。他就是那末不肯馬馬虎虎的過下去的！
他的主張，向來是老成持重的。
將近二十年了，我們同在北平。有一天，在燕京大學南大地一位友人處晚餐。我們熱烈的辯論著“中國字”是不是藝術的問題。向來總是“書哭佩弦畫”同稱。我卻反對這個傳統的觀念。大家提出了許多意見。有的說，藝術是有個性的；中國字有個性，所以是藝術。又有的說，中國字有組織，有變化，極富於美術的標準。我卻極力的反對著他們的主張。我說，中國字有個性，難道別國的字便表現不出個性了麽？要說寫得美，那末，梵文和蒙古文寫得也是十分勻美的。這樣的辯論，當然是不會有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