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地山先生在抗戰中逝世於香港。我那時正在上海蟄居，竟不能說什麽話哀悼他。——但心裏是那末沉痛淒楚著。我沒有一天忘記了這位風趣橫逸的好友。他是我學生時代的好友之一，真摯而有益的友誼，繼續了二十四五年，直到他的死為止。
人到中年便哀多而樂少。想起半生以來的許多友人們的遭遇與死亡，往往悲從中來，悵惘無已。有如雪夜山中，孤寺紙窗，臥聽狂風大吼，身世之感，油然而生。而最不能忘的，是許地山先生和謝六逸先生，六逸先生也是在抗戰中逝去的。記得二十多年前，我住在寶興西裏，他們倆都和我同住著，我那時還沒有結婚，過著刻板似的編輯生活，六逸在教書，地山則新從北方來。每到傍晚，便相聚而談，或外出喝酒。我那時心緒很惡劣，每每借酒澆愁，酒杯到手便幹。常常買了一瓶葡萄酒來，去了瓶塞，一口氣咕嘟嘟的全都灌下去。有一天，在外麵小酒店裏喝得大醉歸來，他們倆好不容易的把我扶上電車，扶進家門口。一到門口，我見有一張藤的躺椅放在小院子裏，便不由自主的躺了下去，沉沉入睡。第二天醒來，卻睡在**。原來他們倆好不容易的又設法把我抬上樓，替我脫了衣服鞋子。我自己是一點知覺也沒有了。一想起這兩位摯友都已辭世，再見不到他們，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語聲，心裏便淒楚欲絕。為什麽“悲哀”這東西老跟著人跑呢？為什麽跑到後來，竟越跟越緊呢？
地山在北平燕京大學念書。他家境不見得好。他的費用是由閩南某一個教會負擔的。他曾經在南洋教過幾年書，他在我們這一群未經世故人情磨煉的年輕人裏，天然是一個老大哥。他對我們說了許多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話。他有好些書，西文的，中文的，滿滿的排了兩個書架。這是我所最為羨慕的。我那時還在省下車錢來買雜誌的時代，書是一本也買不起的。我要看書，總是向人借。有一天傍晚，太陽光還曬在西牆，我到地山宿舍裏去。在書架上翻出了一本日本翻版的《太戈爾詩集》，讀得很高興。站在窗邊，外麵還亮著。窗外是一個水池，池裏有些翠綠欲滴的水草，人工的流泉，在淙淙的響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