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時候，媽媽來到了地下室，她說我得去跟帕特爾醫生見個麵。可現在出門的話我今天的鍛煉任務就泡湯了，於是我問她可不可以晚上去，可是媽媽說這次碰麵沒法拖延。如果我不按時去見帕特爾醫生，就必須回到巴爾的摩的那個鬼地方去。媽媽還引用了法院判決書裏的句子，她說，如果我不相信的話可以自己去看那份文件。
我當然相信媽媽。我先去衝了個澡，然後跟她去造訪帕特爾醫生。醫生的辦公室坐落在伍爾希斯鎮一所大房子的一層，就在哈登菲爾德-柏林路的旁邊。
到了診所以後，我在候診室裏找了個位置坐了下來，媽媽又去填那些討厭的表格了。到目前為止，為了記錄我的心理健康狀況，至少得砍了十棵大樹來造紙了吧。妮可肯定不願意聽到這些事情，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環保主義者。以前過聖誕節的時候，她至少會送給我一棵長在雨林裏的大樹--事實上她給我的隻是一張紙片，上麵寫著雨林裏的某棵樹是屬於我的。每次我都會取笑她送給我的那些禮物，現在想起來我挺後悔的。妮可回到我身邊後，我再也不會取笑說那些雨林總有一天會被她送完的。
我坐在那裏百無聊賴地翻著《體育畫報》，候診室的收音機裏播放著輕柔的音樂，我甚至有些陶醉在優美的長笛聲中了。突然之間，我就聽到了那段我最最痛恨的旋律，就是那首歌，《我的愛人》。我一下子失去了控製，開始大聲尖叫，我把椅子踢倒了，把咖啡桌掀翻了，我還使勁兒把一整摞雜誌都扔到了牆上。我大聲叫喊著：“這不公平！我決不容忍任何欺騙！我可不是試驗室裏的小白鼠！”
就在這時，候診室裏走進來一位小個子的印度人，他大概隻有5英尺高，穿著編織的汗衫和合體的短褲，腳上是一雙亮白無比的網球鞋。他問我哪裏出問題了，語氣非常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