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知道，我們對性的認可已成為（無論他們承認與否）對分析懷有敵意的人最反感的東西。但這能動搖我們的信心嗎？這種反對情緒隻能說明我們這個文明社會是多麽的神經質。因為，很顯然，正常人的行為和神經症患者的行為已相差不遠。有一次，當精神分析受到德國眾多學會的嚴肅審查時——到今天，事情不那麽張揚了——其中一個發言人要求擁有特權，因為他說，他甚至允許他的病人自由談論：當然是為了診斷的目的和檢測分析醫生的診斷。“但是，”他又說，“如果他們開始談論性的問題，我就製止他們。作為一種闡述方法，你覺得這樣做怎麽樣？”德國學會為這位發言人喝彩，並沒因他談到性而感羞愧。隻有用普遍的偏見意識帶來的自鳴得意能解釋這個發言人何以如此缺乏邏輯思想。幾年以後，當年曾經是我的追隨者的幾個人再次深感有必要把人類社會從性行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精神分析則力圖把它強加給人類社會。他們當中有人解釋說，所謂性並不僅僅指性行為，還指其他一些抽象、神秘的東西。另一個人則宣稱，**僅僅是人類尋求滿足他們感知自身能力和控製別人的需要的一個領域。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已得到許多方麵的支持。
“這一次，我也要冒昧表個態，我認為須有相當的膽識才敢斷言：性不是生物體的自然、原始的需要，而是某種其他事物的反映。人隻須借用動物做例子就可知道這點。”
那沒有區別。不管有多荒唐，如果以此二者來矯正恐怖的性的主導地位，那麽社會將十分情願接受。
而且，我承認，你不喜歡把導致神經症的大部分原因歸於性的因素。坦率地說，這似乎與你做一個公證人的任務不甚吻合。你難道不擔心這種反感會幹擾你做出公正的判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