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政論之生不能離了他的地方人民性，是從到古今再顯明沒有的事情。例如放任經濟論之起於英，十八世紀自由論之起於法，國家論及國家社會論起於德，所謂“拜金主義”者之極盛於美，都使我們覺得有那樣土田，才生那樣草木。中國在春秋戰國間東西各部既通而未融，既混而未一，則各地政論之起，當因地域發生很不同的傾向，是自然的事。
戰國時風氣最相反的莫如齊秦，一以富著，一以強稱，一則寬博，一則褊狹，一則上下靡樂，一則人民勇於公戰，一則天下賢士皆歸之，一則自孝公以來即燔滅詩書（見《韓非子·和氏篇》）。齊則上下行商賈之利，秦則一個純粹的軍國家，齊之不能變為秦，猶秦之難於變為齊。秦能滅齊而不能變其俗，秦地到了漢朝，為天下之都，一切之奢侈皆移於關中，而近秦之巴蜀，山鐵之富甲於世間，然後其俗少變，然關西猶以出將著聞。（時諺，關東多相，關西多將。）在這樣的差異之下，齊晉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亦即各有其政論是應該的。
但秦在繆公一度廣大之後，連著幾代不振作，即孝公令中所謂“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者。及獻孝兩世，然後又有大誌於中國，而關東賢士，因秦地自然之俗而利導之，如衛鞅。不有關東賢士，無以啟秦地之質，不有秦地之質，亦無以成關東賢士之用。此樣政治之施用在秦，而作此樣政論者則由三晉。
晉在初年亦全是一個軍國家，和東方諸侯不同，和秦國曆代姻戚，邊疆密邇，同俗之處想必甚多。即如晉國最大之趙孟，本是秦之同宗，晉之大夫出奔，每至於秦。晉在後來既強大，且富庶，漸失其早年軍國的實在。既分為三之後，隻有趙國尚保持早年的武力；韓魏地當中國，無土可啟（魏始有上郡，後割於秦，遂失邊境），有中土之侈靡可學，遂為弱國。在不能開富不能啟土範圍之內，想把國家弄得強且固，於是造成一種官術論，即所謂申子之學，而最能實行這些官術論者，仍然是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