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之為矛盾時代，是中國史中最明顯之事實。蓋前此之西周與後此之戰國全為兩個不同之世界，則介其間者二三百年之必為轉變時期，雖無記載，亦可推想知之。況春秋時代記載之有涉政治社會者，較戰國轉為充富，《左傳》一書，雖編定不出於當時，而取材實為春秋列國之語獻，其書誠春秋時代之絕好證物也。（《左傳》今日所見之麵目自有後人成分在內，然其內容之絕大部分必是戰國初年所編，說別詳。）春秋時代既為轉變時代，自必為矛盾時代，凡轉變時代皆矛盾時代也。
春秋時代之為矛盾，征之於《左傳》《國語》者，無往不然，自政治以及社會，自宗教以及思想，彌漫皆是。其不與本文相涉者，不具述，述當時天人論中之矛盾。
春秋時代之天道觀，在正統派自仍保持大量之神權性，又以其在周誥後數百年，自亦必有充分之人定論。試看《左氏》《國語》，幾為鬼神災祥占夢所充滿，讀者恍如置身殷商之際。彼自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正是殷商卜辭之內容也。此誠汪容甫所謂其失也巫矣。然亦偶記與此一般風氣極端相反之說，其說固當時之新語，亦必為《左氏》《國語》作者所認為嘉話者也。舉例如下：
季梁……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桓六）
〔宮之奇〕對曰……“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僖五）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先君之敗德，其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僖十五）
〔周內史叔興父〕對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僖十六）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以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文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