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古今，從無同鑄一型的史跡讀史者於同中觀異，異中觀同，則往往得新理解焉。此《春秋》之教所以貴“比事”也。同中觀異者，例如周末之戰國與唐末之藩鎮，其四分五裂，日尋幹戈也同；其仍戴一守府之天子，多曆年所也同。然而有大不同者：戰國蛻自封建，各有曆史深厚之國家組織，其統治者確為當時之優秀階級，各國各為充實的內部發展，其性質與近世歐洲列國近，故於曆史上文化貢獻甚大；藩鎮則蛻自蕃將降賊，統治者全屬下流階級，酷肖現代千夫所指之軍閥，故對於文化，隻有破壞，更無貢獻。例如中世之五胡與近世之元清，雖同為外族**中夏。然而五胡之酋，皆久已雜居內地，半同化於吾族；彼輩蓋皆以一身或一家族——規模較大之家族，乘時倡亂，而裹脅中國多數莠民以張其勢，其性質與陳涉吳廣輩相去無幾；其中尤有受中國教育極深之人如劉淵苻堅等，其佐命者或為中國傑出之才士如張方王猛等；故雖雲擾鼎沸，而於中國社會根本精神，不生大變動；其惡影響所及，不過等於累朝季葉之擾亂或稍加甚而已。元清等不然，彼等本為中國以外的一部落，漸次擴大，南向與中國為敵國者多年，最後乃一舉而滅之，其性質純然為外來征服的，與五胡之內亂割據的絕異。且五胡時代，中原雖淪，而江南無恙，吾族文化嫡係，迄未中斷。元清不然，全中國隸彼統治之下百年或二三百年，彼熟知吾人恥憤之深，而力謀所以固位之術，故其摧殘吾國民性也至陰險而狠毒；而吾族又更無與彼對立之統治機關，得以息肩而自庇，故元氣所傷實多，而先民美質，日就凋落。又元清兩代，其相同之點既如前述；然亦自有其相異之點。蒙古人始終不肯同化於中國人，又不願利用中國人以統治中國：故元代政治之好壞，中國人幾乎不能負責任。因此其控馭之術，不甚巧妙，其統治力不能持久；然因此之故，彼雖見擯出塞，猶能保持其特性，至今不滅。滿洲人初時亦力求不同化，然而不能自持；其固有之民族性逐漸澌滅，至亡時殆一無複存。彼輩利用中國人統治中國之政策，始終一貫，其操術較巧妙，故其享祚較長久；然政權一墜，種性隨淪，今後世界上應更無複滿洲人矣。異中觀同者，例如北魏女真皆僅割據中原，滿洲則統一全國，此其所異也；然皆入據後逐漸同化，馴至盡喪其民族以融入我族，此其所同也。而彼三族者皆同東胡，吾儕因可以得一假說，謂東胡民族之被同化性，較他民族為多也。又如元代劇曲最發達，清代考證學最發達，兩者之方向，可謂絕異；然其對於政治問題之冷淡則同，較諸漢、唐、宋、明四代之士風截然矣。吾儕因此可得一假說，謂在異族統治之下，人民必憚談政治也。又如儒教佛教，千餘年間軋轢不絕，其教理亦確多根本不同之處。然考其學發達之順序，則儒家當漢初，專務抱殘守缺，傳經典之文句而已；後漢以降，經師成一家言者漸多；六朝隋唐則義疏解釋講授之風甚盛；入宋以後，便力求刊落糟粕，建設一種內觀的新哲學。佛家亦然，輸入初期，專務翻譯，所譯率皆短篇經典；六朝隋唐，則大部經論，陸續譯成，佛徒多各專一經以名家（如毗曇宗，俱舍宗，成實宗，三論宗，法華宗，涅槃宗，地論宗，攝論宗等，皆專宗一經或一論），而注疏解釋講授之風亦極盛；其後則漸漸自創新宗（如天台，賢首，慈因諸宗），入宋以後，則不立文字之禪宗獨盛，而他宗殆皆廢。兩家學術之發展，並不相謀；然而所曆方向，乃恰如兩平行線，千餘年間相與駢進。吾儕必比而觀之，然後所謂時代精神者乃得見。凡此皆異中觀同之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