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莊子，忽生一種反動。莊子以為天下本沒有一定的是非，“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因此他便走入極端的懷疑主義，以為人生有限而知識無窮，用有限的人生去求無窮的真理，乃是最愚的事。況307且萬物無時不變，無時不移，此刻的是，停一刻已變為不是；古人的是，今人又以為不是了；今人的是，將來或者又變為不是了。所以莊子說，我叉如何知道我所知的當真不是“不知”呢？又如何知道我所不知的或者倒是真“知”呢？這就是懷疑的名學有了這種態度，便可把那種信仰知識的精神一齊都打消了。再加上老子傳下來的“使民無知無欲”的學說的莊子同時的慎到、田駢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學說，自然更容易養成一種對於知識學問的消極態度。因此，莊子以後，中國的名學簡直毫無進步。名學便是哲學的方法。方法不進步，哲學科學自然不會有進步了。所以我說中國古代哲學中絕的第一個真原因，就是莊子的《齊物論》。自從這種懷疑主義出世以後，人人以“不譴是非”為高尚，如何還有研究真理的科學與哲學呢？
第二，狹義的功用主義。莊子的懷疑主義出世之後，哲學界又生出兩種反動：一是功用主義，一是一尊主義。這兩種都帶有救正懷疑主義的意味。
他們的宗旨都在於尋出一種標準，可作為是非的準則。如今且先說功用主義。我從前論墨子的應用主義時，曾引墨子自己的話，下應用主義的界說，如下：
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口也。（《貴義篇》、《耕柱篇》）
這是說，凡理論學說須要能改良人生的行為，始可推尚。這是墨家的應用主義。後來科學漸漸發達，學理的研究越進越高深，於是有堅白同異的研究，有時間空間的研究。這些問題，在平常人眼裏，覺得是最沒有實用的詭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