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夏、商的事實，今所根據，止有一部《尚書》。但《尚書》是否可作史料，正難決定。梅賾偽古文，固不用說？。即28篇之“真古文”，依我看來，也沒有信史價值。如《皋陶謨》的“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如《金 》的“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這豈可用作史料？我以為《尚書》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製”的書，或023是古代歌功頌德的官書。無論如何，沒有史料的價值。古代的書隻有一部《詩經》可算得是中國最古的史料。《詩經？小雅》說：“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後來的曆學家，如梁虞冡，隋張胄元，唐傅仁均、僧一行，元郭守敬，都推定此次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人食限。清朝閻若璩、阮元推算此日食也在幽王六年。近來西洋學者，也說《詩經》所記月日（西曆紀元前776年8月29日），中國北部可見日蝕。這不是偶然相合的事，乃是科學上的鐵證。《詩經》有此一種鐵證，便使《詩經》中所說的國政、民情、風欲、思想，一一都有史料的價值了。至於《易經》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學史料。《易經》除去《十翼》，止剩得六十四個卦，六十四條卦辭，三百八十四條爻辭，乃是一部卜筮之書，全無哲學史料可說。故我以為我們現在作哲學史，隻可從老子、孔子說起。用《詩經》作當日時勢的參考資料。其餘一切“無征則不信”的材料，一概闕疑。這個辦法，雖比不上別的史家的淹博，或可免“非愚即誣”的譏評了。
整理史料之法？哲學史料既經審定，還須整理。無論古今哲學史料，都有須整理之處。但古代哲學書籍，更不能不加整理的工夫。今說整理史料的方法，約有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