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話說得何等痛快？大凡天下人沒有不會說幾句仁義道德的話的，正如瞎子雖不曾見過白黑，也會說白黑的界說。須是到了實際上應用的時候，才知128道口頭的界說是沒有用的。高談仁義道德的人，也是如此。甚至有許多道學先生一味高談王霸義利之辨，卻實在不能認得韭菜和麥的分別。有時分別義利，辨人毫芒，及事到臨頭，不是隨波逐流，便是手足無措。所以墨子說單知道幾個好聽的名詞，或幾句虛空的界說，算不得真“知識”。真“知識”
在於能把這些觀念來應用。
這就是墨子哲學的根本方法。後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與此說多相似之點。陽明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隻是未知。”很像上文所說“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之意。但陽明與墨子有絕不同之處。陽明偏向“良知”一方麵，故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墨子卻不然，他的是非的“準則”，不是心內的良知，乃是心外的實用。簡單說來，墨子是主張“義外”說的，陽明是主張“義內”說的（義外義內說，見《孟子？告子篇》）。陽明的“知行合一”說，隻是要人實行良知所命令。墨子的“知行合一”說，隻是要把所知的能否實行，來定所知的真假，把所知的能否應用來定所知的價值。這是兩人的根本區別。
墨子的根本方法，應用之處甚多，說得最暢快的，莫如《非攻》上篇。我且把這一篇妙文，抄來做我的“墨子哲學方法論”的結論罷。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牛馬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