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維爾·托馬斯是一位人際關係的專家，他也用了這個道理。他懂得給人信心和勇氣。例如，有一次我和托馬斯夫婦共度周末。那天晚上，他們請我一起玩橋牌。可我真是一點兒也不會玩。這東西對我來說，就像謎一樣。於是，我就告訴他們，我玩不了這個。
“怎麽會呢？戴爾，這個很簡單的。”羅維爾對我說，“沒什麽，這很容易的。玩橋牌你隻要記住並作出判斷就行了，對你來說太簡單了，你都寫過有關記憶的文章，這很適合你的。”於是我就不知不覺地坐到了牌桌前。我從托馬斯的話中找到了信心，我覺得橋牌並不難。
說起橋牌，讓我想到了艾利·庫柏森，他寫的有關橋牌的書籍被譯成十幾種語言，在各地出版發行，贏得了百萬冊以上的銷量。但他對我說過，這一切都來自一位年輕的女士的鼓勵，否則他不會是現在的樣子。
1922年，托馬斯來到美國，他想找一份教哲學和社會學的工作，但他沒找著。後來他又先後賣過煤，賣過咖啡，但都失敗了。那時他也玩橋牌，但他從來沒想過他會把教這個作為職業。那時他玩牌的技術很差，並且非常固執，每玩一圈他都會提出疑問，玩完後還要不停地討論，所以人們都不再願意和他玩。
後來他遇到了約瑟芬·迪倫，她是一位美麗的橋牌教師。他們相愛了，並且結了婚。她發現他總是非常用心地研究他的牌，於是，她對他說，他在橋牌上有未被挖掘的天賦。這使他把橋牌作為職業。
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我們課程的一位導師瓊斯，講了怎樣用這個道理來改變他的兒子的事。他說：“我15歲的兒子大衛，在1970年到辛辛那提來和我一起生活。他過去很不幸。他在1958年的一次車禍中頭部受傷，做了手術，這使他的額頭上多了一個難看的疤痕。我和他母親在1960年離了婚，他媽媽把他帶到了德州的達拉斯。15歲以前，他都是在達拉斯的特別班裏上課，他在學習上有些遲鈍。可能是被看到疤的原因，校方認為他的大腦受過傷害，有障礙。他留級了兩次，所以他現在才上七年級，可他還背不了乘法口訣，他用手指數數，也不能流利地朗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