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文選》所錄魏、晉間四言之作，語多迂腐。自是之後，四言衰歇，五言盛行。李白謂“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尤其靡也”，然所作《雪讒詩》譏刺楊妃，有乖敦厚之義，或故為大言以欺人耳。又雜言一體，《詩經》所有，漢樂府往往用之，唐人歌行亦用之。夫抒寫性情，貴在自由，不宜過於拘束，如必句句字數相同，或不能發揮盡致。故雜言之作，未為不可。今人創新體詩，以雜言為主，可也，但無韻終不成詩耳。（以上論詩之大概。）
太史公謂古詩三千餘篇，蓋合六詩、九德之歌言之。孔子刪《詩》，僅取三百餘篇，蓋以古詩過多，不能全讀，故刪之爾，或必其餘皆不足觀也。或謂孔子刪《詩》與昭明之作《文選》有異，餘意不然。《文選》為總集，《詩經》亦總集，性質正複相似。所謂“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者，絕非未正以前，《雅》入《頌》、《頌》入《雅》也。《雅》主記事，篇幅舒長；《頌》主讚美，章節簡短。但觀形式，已易辨別。且其聲調又不同，何至相亂，或次序顛倒，孔子更定之耳。
《風》、《雅》有正、變（盛周為正，衰周為變）。《頌》無正、變。因《風》、《雅》有美有刺，《頌》則有美無刺也。《魯語》閔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今《商頌》僅存五篇。其餘七篇，或孔子時而已佚矣。據今《商頌》，有商初所作，亦有武丁時所作，而《周頌》皆成王時詩，後則無有。
《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故頌聲未息，周則成王以後無賢聖也。或以《魯頌》為僭天子之禮。若然，孔子當屏而不錄。孔子錄之，將何以說？案《周官？籥章》，吹豳詩以逆暑迎寒，吹豳雅以樂田峻，吹豳頌以息老物。同為《七月》之詩，而風、雅、頌異名者，歌詩之時，其聲調三變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