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以後，參用鮮卑法，反而改得野蠻了。如《晉律》，父母殺子同凡論，而北魏以後，都得減輕。又如走馬城市殺人者，不得以過失論（依此，則現在馬車、摩托，在市上殺人的，都當以故殺論。因為城市中行人眾多，是行車者所豫知的，而不特別小心，豈得謂之過失？難者將說：“如此，在城市中將不能行車了。文明愈進步，事機愈緊急，時間愈寶貴，處處顧及步行的人，將何以趨事赴功呢？”殊不知事機緊急，隻是一個藉口。果有間不容發的事，如軍事上的運輸，外交上的使命，以及弭亂、救火、急救疾病等事，自可別立為法。然在今日，撞傷路人之事，由於此等原因者，共有幾分之幾呢？曾記在民國十至十二年之間，上海某外人，曾因嫌人力車夫走得慢，下車後不給車資，直向前行。車夫向其追討，又被打傷。經領事判以監禁之罪。後其人延律師辯護，乃改為罰鍰了事。問其起釁之由，則不過急欲赴某處宴會而已。從來鮮車怒馬疾馳的人，真有緊急事情的，不知有百分之一否？真正緊要的事情，怕還是徒行或負重的人做的），部民殺長吏者同凡論；常人有罪不得贖等；都遠勝於別一朝的法律。父殺其子當誅，明見於《白虎通義》，我們可以推想父母殺子同凡論，淵源或出於儒家。
又如法家，是最主張摧抑豪強的。城市走馬殺人同凡論，或者是法家所製定。然則法律的改良，所得於各家的學說者當不少。學者雖然亦不免有階級意識，究竟是為民請命之意居多。從前學者所做的事情，所發的言論，我們看了，或不滿意，此乃時代為之。近代的人，有時嚴責從前的學者，而反忽忘了當時的流俗，這就未免太不知社會的情形了。
《晉律》訂定以後，曆代都大體相沿。宋、齊是未曾定律的。梁、陳雖各定律，大體仍沿《晉律》。即魏、周、齊亦然，不過略參以鮮卑法而已。《唐律》是現尚存在的，體例亦沿襲舊觀。遼太祖時，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太宗時，治渤海人亦依漢法。道宗時，以國法不可異施，將不合於律令者別存之。此所謂律令，還是唐朝之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