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讓我們注意到潛伏期介入的典型的儀式行為，這是兒童努力抗拒**的結果，[161]他說這個階段的“特征是在自我中建立倫理和審美屏障”。由於“自我的強迫性神經官能症反應形成，我們把反應形成視作正常性格形成的一種誇張形式”，[162]強迫性反應和正常兒童人格發展（兒童在一定的教育環境中長大）的分界線在兒童潛伏期並不是明確無誤的。
你們要記住，我已經提出了一個觀點：強迫性神經官能症起源於童年早期。但是我之前表示，在這個發展階段，隻有孤零零的強迫症症狀出現過，一直到進入潛伏期，這些症狀並沒有結構性地普遍出現過，所以不能形成強迫性神經官能症。超我和自我[163]聯合建立共同目標，他們一起完成強迫性特征的係統化，並且伴隨超我[164]的鞏固和自我的強化。這個共同的目的構成本我和超我製約自我的力量。雖然兒童本能的壓製（客體提出的要求）在強迫機製的協助下得以展開，但是壓製並不會如願以償，除非所有關聯因素齊聲反對本我。在這個結構綜合完整的過程中，自我展現了弗洛伊德所說的“自我綜合[165]完成趨勢”。
因此，在潛伏期，強迫性神經官能症充分滿足兒童自我、超我和客體的需求。一般情況下，成年人拒絕小孩子的打擾，這是因為成年人認為拒絕是對兒童內在需要[166]的最好回應。我們常常在精神分析中經曆這樣的病例：如果成年人在與兒童相處的情境中產生衝突，成年人認為兒童“太不聽話”和“太搗亂”，這時候兒童被迫忍受和進入內心衝突，他的自我覺得：隻有通過成年人對自我進行各種友好幫助，它才能完成“壓製本我”和“抵抗被禁衝動”的兩項任務。兒童需要接受外部客體的禁令，因為這些禁令支持來自內部的禁令。兒童對客體的依賴是為了能夠克服焦慮，這種依賴與其他發展階段相比，在潛伏期表現得更強大。確實，我覺得兒童克服焦慮的能力取決於兒童的客體關係和適應現實的能力，這是他順利過渡至潛伏期的先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