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對動物的種種害怕反應是這種早期焦慮的表現，這些恐懼是在早期肛門期對可怕超我的排擠反應。嬰兒期的恐懼過程有幾個步驟，在這個過程中，嬰兒糾正對可怕超我和本我的恐懼，第一步，排擠超我和本我，把它們投射到外部世界，超我因此得以與真實客體等同。第二步，把對真實父親的恐懼置換到動物身上——我們對此非常熟悉。第二個步驟在自我發展的最早期階段完成。在很多病例中，這樣的置換通過改善幻想中超我和本我與野蠻、危險動物的對等來完成，自我選擇不太凶猛的動物來代替野蠻和危險的動物，這個不太凶猛的動物變成外麵世界的某個焦慮客體。焦慮得以置換至這個動物身上，它表征的不僅僅是兒童對父親的恐懼，也常常是兒童對父親的欽佩。這個置換標誌著理想主義的發生[103]，因為恐懼得以改善，幻想中的野蠻和凶猛動物已經與超我毫不相幹。我們從此處看見了超我、客體關係和動物恐懼三者之間緊密的聯係。
弗洛伊德寫到[104]：“之前，我提到兒童的害怕有投射特征，在投射中，他用觀察到的外部危險代替了內部和本能的危險，這樣做的優勢是主體通過避開可觀察到的外部危險保護自己，但是逃離內部的種種危險是一種無效行為。我的這個說法並不是不正確，但是它並沒有探尋事物表麵現象以下的原因。本能的要求本身並不是危險的，隻有在招來真實危險的情況下才有被閹割的危險，本能的要求才具備危險性，因此，對付恐懼的最後一個招數就是采用一個外部危險代替另一個外部危險。”我大膽地設想，恐懼的根源其實是來自內部危險——個人對他自己破壞本能和對他內射父母的害怕。在同一篇文章中，弗洛伊德描述了替代具備的優勢，他說[105]：“害怕產生焦慮，這有一個前提，隻有個體察覺到令人害怕的對象後，個體焦慮才出現。的確如此，危險情境是個體對外部現實的判斷。個體不用害怕被不在場父親的閹割（個體卻不能去除父親的權威，因為權威可以在任何時候出現）。如果威嚴的父親被動物替代，個體隻需要回避動物（回避動物很容易做到）就可以不受危險和焦慮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