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我形成的早期階段，兒童的防禦方法是極端暴力的，因為防禦方法與過多焦慮壓力成比例，我們知道在早期肛門施虐階段，兒童排放（eject）的是客體——某個仇視他的客體，而且是他等同於排泄物的客體。正如我親眼所見，在早期肛門施虐階段已經被投射的是可怕的超我，他已經把超我內射入口腔施虐階段，因此他的投射行為是由他的恐懼自我對超我采取的防禦手段。投射驅逐內化的客體並且在同時把他們發送至外部，個人的發射和驅逐機製與超我的形成過程緊密捆綁在一起。正如兒童的自我通過激烈投射來破壞超我，努力保護自己不受超我的控製，因此自我也盡力擺脫自己被強力驅逐的命運。弗洛伊德考慮“防禦”的概念[59]特別適合所有超我在“衝突”中所有防禦的總稱，這些衝突可能導致神經官能症（我們保留“壓抑”這種特殊防禦方法的說法）。我們調查研究的方式使我們在第一時間更加熟悉了解“壓抑”。弗洛伊德更進一步強調了這種防禦方法：“壓抑是一個過程，它與力比多**結構有關係；當自我必須在其他結構[60]層次獲得保護，並且免受力比多的攻擊時，自我求助於其他防禦方法。”我的觀點也得到亞伯拉罕的支持，他在一篇文章裏說到：“饒恕客體並保護客體的這種趨勢來自於更原始壓抑的破壞趨勢。”[61]關於兩種肛門施虐階段的分界線，亞伯拉罕如此表達[62]，“這條分界線非常最重要，在這一點上，我們發現我們與普通醫學觀點一致。我們精神分析人員對實證材料的劃分與臨床醫學的神經官能症和精神分析的分類出奇地一致，但是分析人員當然不會嚐試在神經官能症和精神疾病之間劃一條嚴格的分界線；相反，分析人員意識到任何個人的力比多有可能退化並跨越兩個肛門施虐階段的這條分界線。我們需要考慮到精神疾病的特殊原因，以及力比多發展的幾個固著點（這些固著點往往發生跨越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