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提供一篇主要關於遊戲技術的文章以作為這本書的引言[1]時，我受到了以下考慮的鼓勵：我和兒童與成人的工作，以及我對精神分析理論整體的貢獻，基本上是源自於與幼兒工作時所發展的遊戲技術。這並不意味著我後來的工作是遊戲技術的直接應用，但是我在早期發展、無意識過程，以及能夠觸及無意識的詮釋的本質中獲得的洞識，已經在我對於較大的孩子及成人的工作上有了深遠的影響。
因此，我將要簡短概述我的工作從精神分析遊戲技術發展出來的步驟，但是我將不會對我的發現提出一個完整的總結。在1919年，當我開始第一個個案時，已經有人進行了對兒童的精神分析工作——特別是胡格-赫爾姆斯（Hug-Hellmuth，1921）醫生，不過她沒有從事過6歲以下兒童的精神分析。盡管她使用圖畫，偶爾以遊戲作為媒介，但並未將遊戲發展為一種特殊的技術。
在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有一個既定的原則：分析師應當非常節製地給予詮釋。除了少數的例外，精神分析尚未探索無意識的深層次：對兒童來說，這種探索被認為具有潛在的危險，這個謹慎的觀點反映在一個事實上，即在當時及之後的幾年中，精神分析被認為隻適用於潛伏期（latent period）之後的兒童。[2]
我的第一位病人是一個5歲大的男孩，在我最早出版的文章[3]中，我用弗裏茨（Fritz）這個名字稱呼他。在開始的時候，我以為隻要影響母親的態度就足夠了，我曾建議她應該鼓勵孩子自由地與她討論許多未能說出口的問題，這些問題明顯存在於他內心深處，而且阻礙了他的智力發展。這麽做有了好的效果，但是他的神經症並未被充分緩解。很快，我決定應該要對他進行精神分析。這麽做時，我偏離了某些既定的原則，因為在孩子呈現給我的材料中，我詮釋了我認為最急迫的部分，並且發現我的興趣專注在他的焦慮及對抗這些焦慮的防禦上。這種新的方法很快使我麵臨了一些嚴重的問題，我在分析這個病人時，所遭遇到的焦慮是非常急迫的，而且，雖然我觀察到焦慮一再因為我的詮釋而緩解，使我確信我工作的方向是對的，但是有時候我會因為被表麵化的新焦慮的強度而感到不安。在這個時候，我向卡爾·亞伯拉罕醫生請教。他回複說，既然到目前為止，我的詮釋經常帶來舒緩的效果，而且分析明顯有進展，他不認為需要改變處理的方式。我被他的支持所鼓舞，在之後的幾天裏，孩子的焦慮從原先的高峰大幅地減弱，達到更進一步的改善。從這個分析所獲得的信念，強烈地影響了我全部的精神分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