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要有靶子，主要體現在寫作的準備、立論、闡述過程中，一旦完成寫作，這個靶子大多已不存在，或者在文中也隻是一個引子、一個符號，留下來的是那個服人的理。這時，文章已由個性上升到共性。這樣才能指導實踐。比如《出師表》是以當時蜀中的朝政為靶子，而上升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理。《嶽陽樓記》得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理，文中雖未具體寫出針對哪件事，但作者實際是以大量的忠、奸、庸臣為靶子。有靶之文和無靶之文，一個結結實實、真真切切，一個虛虛囔囔、幹幹巴巴，天地之別。我們現在寫言論經常是“要怎麽樣”“應怎麽樣”“必須怎麽樣”，一看就是上言亦言，人雲亦雲，心中無靶，在放虛箭，讀者憑什麽該這樣、要這樣呢？這文章當然不能打動人。
語言文字是民族的生命
十五年前因拙作《晉祠》入選中學課本，討論教學，我與《語文學習》有一段緣。緣結心裏時時不忘，但因工作繁忙，行無定所，以後就再沒有什麽聯係。近日雜誌社的同誌忽上門，說《語文學習》已滿二百期，希望說幾句話。真是歲月無痕暗自流，花開花落幾多秋。十五年來最大的變化是改革開放和商品經濟的大潮對語言文字的衝擊和推動。檢點思緒，和當年比，我現在最想說的不是語文的藝術，而是語文的責任。前不久看到一個材料，在亞洲某國剛開完一個出版問題研討會。這個國家曾長期受殖民統治，外來語幾乎取代了本國的母語，西方的書刊在國內可以很方便地流行。這樣國外一些積壓滯銷的、黃色的，甚至有害國家發展的壞書刊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傾銷進來，直接作用於讀者，起到瓦解腐蝕、潛移默化的作用。所以在那個會上有學者提出：發展中國家必須以本土語言為市場屏障，這樣才能弘揚傳統文化，抵禦文化入侵，否則將麵臨民族文化的毀滅。我當時心中不由一驚，語言文字問題竟這樣重要，甚至關係到民族的生命。我們平常說有語言障礙不方便，但是當我們需要進行文化自衛時，這障礙就有了積極的意義。一次我在亞運村門口碰到一個把門的“壞小子”，對一位進門的外國人用客氣的表情講了一句罵人的話。這是惡作劇，要是中國人非跳起來不可。但這個外國人也客氣地點了一下頭，便進去了。“壞小子”以為占了便宜，其實他白費了唾沫。這個外國人頭腦裏有一道語言屏障。他不使用你的語言係統，你的語言武器就起不了作用。當然這是一件壞事，希望不要再發生。但它再次證明，語言是可以築起一道屏障，從而有效地進行自身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