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一直主張我發表有關普瑞斯伯瑞教授的那些奇特的傳聞,因為隻有這樣做才可以消除在二十多年以前曾經震驚大學並傳到倫敦的學術界的那些醜陋謠傳。然而總是會有些障礙使我未能發表它,結果那些各類案情的真相一直埋藏在我那個裝滿我朋友福爾摩斯曆險記的錫盒子裏。直到今天我們才被獲準發表這個在福爾摩斯退休之前不久辦理的案子。而且即使在今天,也還是需要謹慎從事,不可妄言。
那是1903年9月初一個禮拜天晚上,我收到一張福爾摩斯慣用的那種言簡意賅的紙條:
若有時間請立即前來——若無時間也必須來。
歇洛克·福爾摩斯
在他晚年時,我們的關係很特別。他有很多習慣,而且都是一些狹隘而根深蒂固的習慣,而我也成了他的習慣的一部分。我好比他的小提琴、板煙絲、陳舊的黑煙鬥、舊案目錄,以及其他一些勉強能容忍的習慣。每當他遇到棘手的案子,需要一個同伴對他進行精神鼓勵時,我就派上用場了。當然我的作用不僅如此,我就好比他腦子的磨刀石,可以刺激他的思維。他喜歡在我麵前自言自語。他的推理不隻是對我說,床鋪也可以稱為他說話的對象,但一旦養成了對我講話的習慣,我的評論和想法多少還是對他有幫助的。如果說,我時不時的遲鈍會使他不耐煩,可這反倒使他的想法更加生動而快速地迸發出來。這就是我在我們的合作中充當的微不足道的角色。
我來到貝克街,隻見他抱著腿蜷縮在沙發上,叼著煙鬥皺著眉頭,若有所思,看來他正被一個難題困擾著。他示意我坐在我慣用的沙發上,可是他竟然半個小時都沒跟我說話。後來他好像突然清醒過來,用他一貫古怪的笑容歡迎我回到老家。
“請原諒我剛才走神了,華生,”他說,“在剛過去的24小時裏,有人向我講述了一些極其怪異的情況,讓我想起了一些更有普遍意義的問題。我真的打算寫一篇關於狗在偵察工作中的用途的專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