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夏陽》簡體版序
那是一次長途飛行，從台灣到南非境內的巴布那紮那——一個種族隔離政策之下似國非國、名之曰homeland的地方。航程甚遠，我隨身攜帶的書很快就看完了，隻好翻閱機上雜誌。不料卻頗有幾篇耐讀有味之文。其中一篇是一位名叫Michael（可惜忘了他的姓氏）的小說家的答客問，俗稱QA者也。裏麵有幾句話，令人低徊不已。這位Michael說：驅動（drive）我寫小說的，是尋找事物之間因果關係的好奇心；尤其是那些彼此沒有關係的事物。除了Michael，我隻記得relevance、irrelevant這兩個鮮明對立的概念。
彼此無關的事物是如何有關的？這個問題在一萬一千公尺的高空打動了我。日後將近三十年，我一直很後悔當時沒把那本機上雜誌順進隨身行囊之中，而我對自己的記憶力又信心太過，以至於到如今怎麽也想不起啟迪我寫小說或者說故事的那位同行究竟是誰？或者至少可以如何尋覓出一點蹤跡？
然而，無關的有關這一組辯證的語詞畢竟在我創作的認知裏紮下了根腳，那機上雜誌的反光紙頁與英文關鍵字的印刷字形偶爾會被喚起，閃爍著微小而鮮明的影響。比方說：有一次我在錄製電視節目《縱橫書海》的時候，和我的來賓蔡康永說起John Donne的No man is an island.
John Donne原作中有兩句極其知名：
Each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For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沒有這兩句，海明威的《戰地鍾聲》大約不知如何命名，因為由此順勢而下，全詩的精神才抖擻出：
Terefore,send not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而我清楚地記得，在電視公司化妝間集合燈泡的照耀下，蔡康永嫵媚地看著鏡中的自己，說：“你不覺得明明無關的人、明明無關的事，其實就是一體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