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大春
回首二十七年以前（1992年），高陽過世。在當時還清晰可辨的台灣藝文圈，那是一樁人人感懷議論的大事。不過一兩個月之間，以擁有文學副刊的報紙傳媒以及現代文學刊物紛紛發起了帶有追悼性質的學術討論會，以及刊登紀念專輯。前後不多久的時間，我就應邀寫了三篇談高陽其人其文其懷抱與性情的文字。至今回想起來，其中的部分觀點和申論，還是值得拿出來向高陽的新讀者簡略地作一介紹。
十九世紀英國著名史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在評論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曆史小說諸作時曾這樣說：
過去的時代並不隻是紀錄、國家檔案、紙上論戰以及人的種種抽象形態，而是都充滿活生生的人物。他們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公式和法則。他們都穿上了常見的上衣和褲子，臉上充滿了紅潤的血色，心裏有沸騰的熱情，具備了人類的麵貌、活力和語言等特征。
司各特在1814年發表的《威弗裏小說集》（Waverley Novels）一向被視為近代西方曆史小說的鼻祖，作者往往將一些虛構出來的人物放置於一興一逝的兩個“時代”之間，畢現其所“經曆”的文化衝突，並且使史實上班班可考的“真實人物”與這些“虛構人物”相接觸，以成就作者“重塑”的企圖。
如果《三國誌通俗演義》最早的本子可信為明代弘治甲寅年（1494年）刊本的話，那麽，早在《威弗裏小說集》出版前三百二十年，羅貫中就已經基於某種同樣無奈的重塑企圖在展開他書寫“演義”的工作了。為什麽要說“無奈”呢？在甲寅本書前庸愚子的序中有雲：
前代嚐以野史作為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誌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裏巷歌謠之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