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年少時倚吳長慶駐朝鮮而有了出身，便一步一步利用長官、父執、同僚甚至敵君敵臣之間互不了解以及互不信任的心理背景攫取最大的利益。說他出賣了吳長慶，好結交李鴻章；又出賣了李鴻章，好結交慶親王奕劻……都還算是好聽的。
在這一條轆轤連軸的出賣之路上叱吒風雲，到頭來居然還當了八十三天皇帝，畢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之事。但是，行險僥幸之徒，總會落在明眼人麵前。民國元年十一月廿一日創刊的《少年中國》周刊上就登了著名新聞記者黃遠庸的一篇分析稿，曆數“袁政府對蒙事失敗之十大罪”——這也是文章的篇名，其中有幾句千古確評，當時尚無他人及見：“考其大因，尤其當局者，但知顧全權勢，不為國家謀根本之解決。”“凡己之地位，稍有妨礙，雖犧牲政策在所不顧，一若國家可亡，而吾地位不可不保。”
同樣刊載於《少年中國》周刊，還有一篇《遁甲術專門之袁總統》，黃遠庸大約是第一個公開撰文，以辛辣的諷刺直截指陳袁世凱無意遵守“臨時約法”的人：“其實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達，綽綽乎遊刃有餘。受任未及朞年，而大權一一在握，約法上之種種限製之不足以羈縻袁公，猶之吾國小說家所言習遁甲術者，雖身受縛勒，而先生指天畫地念念有詞，周身繩索蜿蜒盡解，此真箝袁者所不及料。”
袁世凱早年在朝鮮兩麵用勢，以清廷之軍事力量壓製韓人，複挾日、俄等國之外交攻勢掉回頭來對朝廷凸顯其地位，終至架空吳長慶，成為直接掌握朝鮮宮廷的黑手——當時他才二十多歲。我們也可以這麽說：袁世凱是先做了李朝的太上皇，磨練出日後回頭幹中華皇帝的誌氣。
在韓國漢城大學奎章閣中保留了大量的“談草”——這一類的文書是早年中、日、韓等漢字文化圈的各種交流所必備的，是當事人會麵、交談的第一手資料，且未經任何他人轉譯、潤飾、修改，我們僅僅從其中幾個記錄下來的片段便可以明白，袁世凱在朝鮮幹了些什麽樣的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