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感覺到不安。在大陸上的時候，我也常常替找我演講的機構、團體增加許多麻煩；不是打碎玻璃窗，便是擠破桌椅。所以後來差不多二三十年當中，我總避免演講。像在北平，我從來沒有公開演講過；隻有過一次，也損壞了人家的椅窗。在上海有一次在八仙橋青年會大禮堂公開講演，結果也增加他們不少損害。所以以後我隻要能夠避免公開演講，就盡量避免。今天在台灣大學因為預先約定是幾個學會邀約的學術演講，相信不會太擁擠。但今天的情形——主席沈先生已向各位道歉——我覺得很不安。我希望今天不會講得太長，而使諸位感覺得太不舒服。
那天台灣大學三個學會問我講什麽題目，當時我就說講“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而報紙上把下麵的“一個看法”丟掉了。如果要我講“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這個範圍似嫌太大，所以我今天還隻能講“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
今年是我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創立二百周年紀念。他們在去年準備時，就決定要舉行二百周年紀念的典禮。典禮節目中的一部分，有十三個講演。這十三個講演廣播到全美洲；同時將廣播錄音送到全世界，凡是有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的地方都要廣播。所以這十三個廣播演講，在去年十一二月間就已錄音；全部總題目叫做“人類求知的權利”。這裏邊又分作好幾個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第四個演講）是講“人類對於人的見解”；第二部分（第五至第八個演講）是講“人類對於政治社會的見解”；
第三部分（第九至第十三個演講）是講“近代自由製度的演變”。他們要我擔任第六個演講，也就是第五至第八個演講“人類對於政治社會的見解”中的一部分。我擔任的題目是“亞洲古代威權與自由的衝突”。所謂亞洲古代，當然要把巴比倫、波斯、印度古代同中國古代都包括在內。但限定每個演講隻有二十五分鍾錄音。這樣大的題目，隻限定二十五分鍾的演講，使我得到一個很大的經驗與教訓。